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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宁波银行（002142.SZ）4月末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该行资产总额3.4万亿元，高于上海银行（601229.SH）1000多亿元。在总市值、营收、净利润三项主要指标超越上海银行后，宁波银行总资产也首度超过上海银行。
与此同时，江苏银行（600919.SH）在总市值、营收、净利润三项指标超越北京银行（6011969.SH）后，在总资产这一核心指标上也逼近北京银行。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江苏银行总资产44596亿元，距北京银行不到100亿元。考虑到江苏银行的增速更高，二季度末江苏银行总资产规模存在超过北京银行的可能性，届时或将新晋城商行“一哥”。
它们也是最早入选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四家城商行。四家银行的主要指标不仅居城商行前列，也高于尾部甚至个别中部的股份行，是中国银行业的佼佼者。但在城商行内部，四家银行你追我赶，竞争激烈。
2016年11月，随着上海银行在上交所挂牌，四家银行均完成上市。上市初期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主要指标位居前列，是名副其实的“一哥”、“二哥”，但2020年以来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奋起直追，城商行的位次已然生变。
对公信贷、金融投资驱动资产扩张
资产规模是衡量一家商业银行的关键指标，因为规模越大，理论上银行可通过利差赚取更多收益，一定程度上也能带来更多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数据显示，2016年四大城商行资产规模由高到低分别是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这一位次一直保持到2021年，此后发生变更：2022年江苏银行总资产超过上海银行，并在今年一季度逼近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则在今年一季度超过上海银行。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四家银行总资产规模由高到低分别为北京银行（4.47万亿）、江苏银行（4.46万亿）、宁波银行（3.4万亿）、上海银行（3.3万亿）。
“风起于青萍之末”，资产规模的超越在2020年已开始显现。2020年以来，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总资产增速回落至个位数，但江苏银行、宁波银行仍保持两位数增长。
进一步分拆可知，江苏银行、宁波银行资产增速较高主要因为对公贷款、金融投资增长较快。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4年间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对公贷款分别增长了1.3倍、1.7倍，而期间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对公贷款增幅不足60%。经过多年增长后，2024年末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对公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3万亿、0.8万亿，分别逼近北京银行、上海银行。
从行业看，2019年至2024江苏银行、宁波银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对公贷款增长了一倍以上，是驱动对公贷款增长的主力，而北京银行三项对公贷款增幅不足90%。
究其原因，江苏、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制造业强省，这为当地制造业信贷投放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同时，近年来重大项目向经济大省倾斜，也为当地水利等基建项目贷款投放提供了增量。
此外，江苏浙江融资平台数量较多、融资规模较大，2019年以来监管部门推动融资平台隐性债务置换，作为地方法人银行的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可能提供了一定规模的置换贷款，导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融资平台相关行业的贷款增长较快。而北京、上海则在2022年前后实现隐性债务清零。
值得注意的是，期间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房地产贷款出现下滑，对公司贷款贷款形成拖累。如上海银行2024年末房地产对公贷款约1200亿，相比2019年末下降300多亿，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基数较低，2024年房地产对公贷款相比2019年还有上升。
金融投资方面，2019年至2024年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增长了一倍左右，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则增长不到50%，2024年四家城商行金融投资余额大体相当，均在1.4万亿左右。
其原因可能在于，为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后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地方债额度快速增加，作为经济大省的江浙两省获得了更多的地方债额度，江苏银行、宁波银行作为当地地方债的承销商，买走了两省相当比例的地方政府债券。
资产规模很重要，但规模也不是万能的。如果盲目扩张而忽视风险管理将会出现不良，进而拉低利润甚至吞噬资本。
数据显示，2024年末四家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均低于1.4%，显示它们资产质量较为优良。其中江苏银行、宁波银行不良率低于1%，意味着二者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对风险进行了严格管控。
盈利能力比较
虽然资产规模尚未超过北京银行，但江苏银行营收早已超过北京银行。
Wind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江苏银行营收持续超过上海银行，2022年后持续超过北京银行，2022年宁波银行营收首度超过上海银行。2024年江苏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上海银行营收入规模分别为808亿元、699亿元、666亿元、530亿元。
这是因为，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净息差更高。财报数据显示，2024年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净息差均为1.86%，较北京银行高出近40BP。这使得宁波银行总资产虽然相差北京银行上万亿元，但2024年其营业收入仅低于北京银行30多亿。
2024年上海银行净息差为1.17%，在四家城商行中处于末位。这与其大本营有关——上海是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竞争最激烈的城市之一，上海贷款尤其房贷利率一段时间内全国最低，上海银行贷款收益率也是四家银行中最低的。
北京银行所在的北京也是金融资源最为集中、竞争最为激烈的区域之一，但其贷款收益率比上海银行要高，同时其存款成本率为四家银行中最低，2024年北京银行净息差为1.47%，高于上海银行。
拉长时间看，2024年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净息差相比2019年年分别下降了49BP、54BP、8BP，而宁波银行则上升了2BP。这说明在2020年以来的降息周期中，宁波银行、江苏银行的息差管控更为有力。
较高的净息差叠加较低的不良率，意味着江苏银行与宁波银行的盈利能力更强，市场也给予了二者更高的估值。从净利润看，2022年江苏银行超过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同年宁波银行超过上海银行，并在2024年超过北京银行。
从市值看，2019年宁波银行异军突起，市值超越北京银行、上海银行跃居城商行首位。2022年江苏银行市值超越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并向宁波银行靠近，2024年两家银行的市值较量进入胶着状态，但近期江苏银行已胜出。5月8日，江苏银行市值1910亿元，高出宁波银行200多亿元。
城（省）运与人为
1995年，国务院决定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城市合作银行，城商行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在此后30年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诸多城商行实现了跨省经营，但城商行所在城市及省份才是城商行的大本营。
在大本营，它们有当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资源倾斜，而在异地，它们不仅要与国股行竞争，还要与异地城农商行竞争，异地展业并不容易。因此，某种程度上城商行的命运与所在城市及省份的经济发展深度绑定，所谓“城（省）运即命运”。
前述四家城商行均处于经济发达区域，这为它们成长为头部城商行奠定了基础。不过比较来看，江苏、浙江的经济体量要高于北京、上海，这使得江苏银行、宁波银行的发展空间更大。
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城商行未来可能的“一哥”江苏银行省外分行数量最少，其业务也主要集中在江苏省，2024年其江苏省内贷款占比高达86%。宁波银行也是类似，其64%的信贷投放在浙江省。与2019年相比，江苏银行、宁波银行省内贷款的占比还出现上升。
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外地分行数量较多，外地贷款占比高于本地。2024年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本地贷款占比分别为42%、48%，前者相比2019年下降3个百分点，后者相比2019年略微上行0.4个百分点。而同期，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浙江地区的信贷占比出现明显上升。
毫无疑问，江浙两地正成为城商行竞业的“新战场”。正如北京银行原行长杨书剑2023年8月在该行业绩会上表示：“除了在北京地区扎根比较深之外，我们在长三角地区布局的网点比较多，投入也比较多，希望在长三角地区再造一个北京银行。”
这一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经济金融版图发生深刻改变。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更高，中西部城商行也有良好的发展基础。高增长时代到处都是机遇，城商行异地展业的压力也较小，拥有更多省外分支机构的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可通过异地扩张实现增长。
但2019年以来，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流动性加速流向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省份，而西北东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性在显著减弱，进而形成“强者恒强”的态势。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江苏浙江两省新增社融合计5.5万亿，占地区社融的20%，相比2019年上升0.3个百分点；2024年江苏浙江两省GDP合计22.7万亿，占全国总量的16.8%，相比2019年上升0.5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来中央高层会议多次提出“经济大省挑大梁”，政策支持举措也在增加。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去年末表示，在资金支持上，可加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的支持力度，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在项目申报、资金分配等方面给予更多自主权；在要素保障上，可在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配置方面加大支持，对用地、用能、用海等指标给予倾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指标单列；在改革开放上，可支持经济大省积极探索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改革，赋予更多先行先试权等。
这一基调下，未来包括江苏、浙江两省在内的经济大省预计有更多资金、重大项目等倾斜，其社融、GDP占比可能还会提升。这将夯实这些地方城商行发展的基础，但“人为”也是重要因素。
广东30多年来一直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但其省内城商行并没有一家成长为头部城商行：位于广州的广州银行因为治理结构缺陷等问题，至今仍未上市，2024年总资产上不到万亿，净利润仅10亿；位于深圳的全国第一家城商行——深圳城市合作银行2006年被中国平安收购，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则抓住了引资重组、改制上市、跨区经营等机遇发展为头部城商行，核心指标甚至超过了部分股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