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据外媒日前消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和中国已同意研究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设定最低价格，以取代欧盟去年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方案。玉渊谭天昨日报道称，中欧双方团队已经就电动汽车价格承诺谈判开始接触。
更早时候，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举行视频会谈。商务部发布的信息也指出，双方同意尽快启动磋商，深入讨论市场准入相关问题，为企业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并立即开展电动汽车价格承诺谈判，以及讨论中欧汽车产业投资合作问题。
与强行征收关税相比，将电动车设定最低价格作为方案对中国汽车公司的意义有所不同。艾睿铂大中华区汽车咨询业务合伙人章一超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设定最低价格，“利润可以留在企业方，而非作为关税交给政府，企业参与市场的积极性会更高”。
他进一步指出，在高额关税政策下企业只能选择建厂规避，而如果采用设定最低价格的方案，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也会相对更为多元。
资深汽车行业分析师梅松林向界面新闻分析称，强行征收关税是一种对抗、不友好的政治立场，而设定最低价格则是一种市场行为，防止进口产品因价格过低而冲击当地市场。“从强行征收关税到设定最低价格，显示出双方关系向前迈了一步，从对抗走向适度管控。但最终还得看如何设定最低价格，希望不要将中国电动车推向不利的境地”。
对于中国汽车公司而言，欧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市场。章一超指出，当前设立最低价格的方案短期内仍面临点对点磋商，需要一些时间。方案确定后，只要政策不再突变，将有利中国汽车公司在欧洲的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最终采用设定最低价格的方案，中国电动汽车公司可能需要面临新的挑战。梅松林提示称，当前中国电动车的性价比优势有目共睹，“一旦设定了最低价格，中国品牌的性价比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必须打造新的亮点，如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电池、充电等等，同时也要改变国际市场消费者对中国品牌先前包括品质、可靠性、保值等方面的固有负面看法”。
从欧盟汽车工业角度看，以设定最低价格取代加征关税则意味着在保护产业的同时促进转型。章一超告诉界面新闻，“设定最低价格一方面依然可以有效保护欧盟汽车产业、避免低价产品冲击市场，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中国新能源汽车公司更积极参与欧洲市场，比如短期在欧洲建立研发能力，而不仅仅只为规避关税而本地化生产，这对帮助欧洲汽车公司转型具备更多意义”。
“整体而言”，章一超表示，“设定最低价格相比加征高额关税是更好的结果”。
去年10月，欧盟成员国表决投票通过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提议，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最高达45%的关税，该措施为期五年。
彼时的表决结果就显示，欧盟各成员国在与中国商业关系的态度上存在分歧，反对的5个欧盟成员国中包括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和主要汽车生产国德国。
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博穆此前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欧盟应考虑调整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计划，允许中企在欧洲投资。与其加征关税，“不如相互给予投资信任。那些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与当地公司合作的企业应在关税方面受益。”
欧盟当前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额关税的反转倾向，也可能让在欧挣扎于销量旋涡的中国汽车公司处境变化。
不少中国汽车公司及合资企业的销量已经受到欧盟加征关税影响。Rho Motion咨询公司数据经理查尔斯·莱斯特在报告中分析称，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期间，受欧盟关税影响，上汽名爵在欧洲销量大幅下滑，东风本田、吉利、蔚来和小鹏等汽车公司也受到影响。
尽管面临挑战，部分中国汽车公司仍实现增长，例如比亚迪。上述报告指出，尽管受到关税影响，比亚迪仍扩大了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根据彭博社统计的数据，今年1月，比亚迪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三国分别实现551%、734%和207%的同比增长，销量超过特斯拉。
需要指出的是，中欧当前选择开展电动汽车价格承诺谈判等事宜的时间节点，正值美国政府大举加征关税。
特朗普此前宣布进口汽车面临25%的关税，而具体到地区，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总额被提高至惊人的145%，欧盟则或将需要面对几乎所有商品超20%的关税。中方对美反制之际，欧盟也拿出反制态度。
章一超向界面新闻分析表示，中欧开展电动汽车价格谈判可能与美国加征关税存在一定关联，“最低价格方案并不是最近才被提出，作为显然比关税更温和但同样可以起到市场保护作用的政策，欧盟在这一时间点提出来有点和美国‘打擂台’的感觉”。
此前的视频会谈中，王文涛指出，美国所谓“对等关税”严重侵犯各国正当利益，在当前形势下，中欧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坚持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将为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谢夫乔维奇也表示，美国加征关税严重冲击国际贸易，欧方愿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一道，共同保障全球贸易正常运行。
梅松林认为，美国对全球贸易伙伴强征关税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促使中欧双方再度审视彼此的合作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合作机遇大于彼此的挑战，“在任何环境下，有挑战就有机遇，中、美、欧三方关系的演变正印证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