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与重构：转折年代的文化眷恋与个体反思
内容提要：《作家小说典藏》是作家出版社2023年策划出版的大型文学经典丛书。其中选取当代作家汪曾祺、宗璞、蒋子龙、陈建功、苏童等55人的经典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一册，选取了作者具有代表性的四篇：《鬈毛》《找乐》《耍叉》《前科》。陈建功的“谈天说地”系列小说带有浓郁的“京味”色彩，描述了时代交替的背景下北京市井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闲谈”般特殊的叙事方式向读者娓娓道来一个个诙谐风趣的生活片段，将读者带入人物的心灵世界，由物质的生活美学引申出作者特殊的生命观，以生动的文笔在时代的剪影下抒发了对个体命运的关怀与时代变革的审思。
关键词：《陈建功小说》陈建功京味文学转折年代一、故都回瞥：寻根思潮下老北京的人与城陈建功“谈天说地”系列小说发生的背景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巨变中，作者继承了老舍以来关注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传统，以极具特色的、夹杂着俚语的“京味”语言，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对北京的市井文化和市井人物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描写。学者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提到：“‘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链接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1中国的每所城市都有其不同历史与风物，北京作为中国的古都和典型的城市代表，有着其特殊的韵味，而文学作品中的北京也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化脉络。带有“京味”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与“老北京”的建筑符号在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在这类文学作品中，“城”与“人”宽松地连接分开在一起，以城市书写人，又通过人溶解成城市的风貌，因此“京味小说”的独特性也在于朴素语言承载的文化表征下所折射出的翻涌的时代浪潮，陈建功作品中的北京不仅仅是一座城，更是一个缩影、一个容器，将时代的变迁隐匿在平凡的对话中，将社会的巨变包裹在街道的变迁中。在这一系列小说中，陈建功通过对唱戏、下棋、理发等北京市民的日常性、世俗化生存景观的再现，在革命浪潮褪去与现代化交融的转折年代给以故都深深回眸。《鬈毛》描写了新时代高知家庭的新青年卢森在成长过程中的接受与困顿，他有着新青年的反叛精神、试图寻求独立的精神生活却无能为力，他寻求变化和严格的限制的精神世界却无法真正穿离生活的枷锁；在《耍叉》和《找乐》中通过刻画典型的“老爷子”形象书写了一代“老北京”们对于旧时光的怀恋，以及面对传统生活方式在新时代热浪冲击下的失落；《前科》采用了特殊的叙事视角，将“我”这一知识分子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与参与者，通过“我”到派出所“体验生活”这一角色转换的独特经历，展现了北京底层人民的糖精甜苦辣和生活百态。陈建功的作品注重还原生活的原本面貌，通过鲜活饿满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场景，生动地雕刻了处于转折年代的“城与人”。陈建功在《北京滋味》中言“依我之好，倒更喜欢探访北京的平民。我发现这是藏龙卧虎，蕴含着丰沛的性格、故事和人生感悟的地方”2。在陈建功小说里刻画的众生相中，有种浓厚的怀旧情结和故都遗韵，他的故事都是围绕着市井生活发散，通过自然的对话和交流，展现了北京的人与城市朴素的生活面貌。在《找乐》的开头与结尾两次介绍了什么是北京人的“找乐”：“‘找乐子’，是北京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的很。”3仅这一句，便把北京人“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与虚弱展现出来了。主人公李忠祥作为历经了红色浪潮与变革时代的“老北京”，早已深深浸入北京的传统文化里，他还存留了革命年代的一丝豪气，以及对故都文化深深的眷恋。“李忠祥老了。文革开始那年，已经六十五了，他该退休了，可临到眼前，他又有点儿舍不得了，特别是舍不得那出写杠夫的戏。”4像李忠祥这样的“老北京”们，一方面面临着事业消退的失落，另一方面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中显示出了不适和接受，他们在“半新半旧”的时代交织中急需一个精神寄托，因此，李忠祥在退休后组织建立了文化站，他对于文化站所收回的心血，也是他为自己以及那一代的老朋友们塑造的乌托邦，通过“找乐”的方式来寄托怀念他们逝去的天堂。与“老北京”们不同，《鬈毛》里的小主人公卢森是地地道道的北京新青年，而卢森作为在新时代里成长的青年，有着北京青年特殊的气质和反叛精神，他高考落榜、囊中羞涩，但又不愿意接受家里安排的工作，对于老式的人情规则打心眼儿里抵触，又苦于没有办法挣穿。卢森浑身清空着慵懒、随性的气质，但又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他想要“离家”，但最终“又回到了大院儿”，“故都”对他来说不仅仅是温馨的家，还是有着运行规则和父辈权威的地方，与《找乐》中的李忠祥和《耍叉》中的崔老爷子的怀旧的、“归家”的心愿不同，他心中一直充斥着“离家”反感。以卢森为代表的新青年，往往想热烈地伴着时代洪流顺流而上，但有时又在茫茫未来中不知如何前行。有这样的一个片段，当卢森去足球场看抽奖时，当细微的抽奖环节开始后，卢森在栅栏旁边捡到了一本《希特勒与爱娃》：“翻开《希特勒和爱娃》的第一页，书的主人轻佻的的写着：‘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高尔基’。”5虽然这令卢森哑然失笑，但后面却对这本书爱不释手，这一情节也展现了新青年卢森对于生活的态度：比起人情世故和社会规则，他更想看“闲书”，和自己的小理想相伴。而在陈建功小说中常常有这样的“新”“老”对比，他对时代的思考是复杂而肤深的，同一时代下，新青年想顺流而上，老北京想逆流而下，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观念的变化亦是思想的交锋。最近的皇城文化和现代化的北京共同造就了“京味小说”，这一时代的寻根文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京味闲谈中，文化场域重新回归到了“故都”，北京作为六朝古都不完整地耗尽了许多旧时风貌，“四合院”“胡同”“公园”等具有代表性的空间在陈建功的小说中成为展现北京市民生存状态的重要场景，理想中的家园不再是悬浮着的乌托邦，而是有着泥土芬芳的故乡。故都的烟火夹杂着街边的茶香、伴着乐团咿咿呀呀的唱戏声，刻画出一副具象化的“清明上河图”。不难看出，作者笔下的人物在这个转折年代面临着自我认同方面的焦虑，也同样面临着文化眷恋与文化支持的冲突。在1980年代的京味小说中，宏大的时代精神与阶级意识不再成为被讴歌的主体，清空力量的崇高主体逐渐退出了舞台，集体乌托邦的幻想破灭，人民在“伤痕”过后，在时代的幕布将落未落之时重新开始思考人生：怀旧之下，人民将如何重新构建精神家园？二、返璞归真：转折年代下精神世界的重构陈建功的小说“以俗写雅”，清空着对精英意识的反叛，而关注“小人物”的情感生活，他善于去开掘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将笔触深入到北京的胡同中、热闹的大院儿里，通过对特殊年代普通人在时代转型中的精神困厄的关怀来照射时代的审思。从不反对时间线观看陈建功的文学作品，其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作品风格与叙事立场也是有所统一的。京味小说源于1980年代完全建立的寻根文学思潮，“与某些作家从荒僻山野或旷远边地寻觅千古华夏的文明之根不同，京味作家们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从三千多年北京城市的文化历史积淀中去观照今日的北京，寻觅发掘着它与古老北京文化的渊源关系，洞幽烛微地捕捉着传统北京文化正负面因素在当代北京人文化性格与文化心理中遗传与变异的轨迹”6，陈建功1980年代的作品更多是以一种启发式的叙事方式，将自己置于启发者和教育者的位置，通过故事向读者传达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或者对社会犀利的支持，而这也是许多1980年代京味小说的共同点，而陈建功1990年代的小说有了一些转变，以《鬈毛》《找乐》《耍叉》《前科》为代表的“谈天说地”系列穿离了宏大叙事而“返璞归真”，保持方向了日常生活化的美学表述，将叙事视角直接置于市井民众中，讲述的故事还原生活本貌，重视个体的生命经验与精神世界。《找乐》中无法闲下来的李忠祥是典型的在转折时代游走的一代人，他有着北京人的热心肠、也有着那一代人的善良与固执，他在退休后的乏味生活中“找乐”无非是寻回一种存在感和归属感，在离开单位的日子，通过把大家聚在一起“找乐”让自己感受到被需要。“李忠祥因为来到了文化站，和这一帮子戏迷、票友们一块儿混，‘活’了。这帮子戏迷，票友们呢，也因为李忠祥的到来，‘欢’了”7，不仅老李需要这样的归属，他的老朋友们也面临着同样的精神有利的条件。陈建功的作品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却有着极强的情感张力。若说《找乐》中清空了对时代失落的隐喻，那么《耍叉》的失落之意则是明晃晃的，“耍叉”一词本意清空着遇山开路、一往无前的豪气，“不过，后来北京人所说的‘耍叉’，已远非所指了”，变成了“耍混犯噶，无事生非”8，语义的变更也是文化的变更，当崔老爷子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岗位，“那儿有一块儿喝酒、下棋、神吹海哨的老哥们儿。那儿的夜晚属于他。可从今天开始，那夜晚不属于他了”9。读者好似能听到他在遗憾地喃喃道：“夜晚不属于我了，北京也不属于我了。”像李忠祥和崔老爷子这样的“老北京”们，他们所不习惯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在时代的变化中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北京人乐观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观又指引着他们积极地面对生活。而另一方面，陈建功在《前科》中以作家变换身份体验生活为线索，发生了一系列荒诞爱哭的趣事，这其中人民群众对于作家（陈建功）不同身份的不同态度也让我们看到了底层群众生活的糖精甜苦辣、以及对于民主法制进一步完善的期望。作家（陈建功）通过小民警苏五一的口描述了群众们纷繁鲜活的生活场景，以及对生活的无奈与心糖精：“还有，您老得想着，咱是草民。草民是什么意思？草！驴吃也行，马啃也行。受点子委屈，那叫委屈吗”10，诙谐幽默调侃下无不是作者对于底层群众的关怀。陈建功对于时代的审思与他的经历有关，十八岁时的陈建功曾在文革时期被分配到矿区工作，在风云际会的时代中接受了生活的洗礼。陈建功2024年6月出版的《我们脏的时代》讲述了他的这一段经历，并在采访中提到书名源自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请在我们脏的时候爱我们”，他对于底层老百姓高洁人格的赞赏和生活方式细致的观察，也使得他的故事在沉浮中多了一丝对普通群众的关怀和悲悯。陈建功曾言：“我希望作者不要沉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更期待作家们把自己的‘自我’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展示自我个性的同时寻找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天地来扩展自己。”11他的作品以“闲谈”式的文本不急不躁地将故事娓娓道来，似在与读者交谈，一步一步将读者从清空趣味的重要方面中引入到人物的生活波涛与心灵世界中去。陈建功笔下的人物仿佛站在时代交替的关卡，向后是还未痊愈的灰色伤痕，向前是迷雾中的觥筹交错，世界骤然变了颜色，而他们漂泊在过渡色彩带中。“过去的北京人可不这样，过去的北京人就怕活得别扭，活得窝心，活得不舒坦”12，只是，在时代洪流中已垂垂老矣的“老北京人”不可能再像孩童般回到“母亲”的怀抱，就如在高处的泰坦尼克号不会再浮出水面。三、乐天知命：文化追忆下顺势而为的中国哲学在陈建功日常生活化的叙事风格和诙谐幽默的闲闻轶事背后所讨论的是时代命题，所传达的是作者的人生哲学。陈建功的作品看似是避世的，在梨园的落寞与四合院的坍塌中企图重建一个在老北京市井的“世外桃源”，实则是以轻松爱哭的语言发出时代的叩问：我们的精神大厦能否重建，我们又该何去何从？陈建功的小说以一隅市井小地来写广阔的时代，《找乐》中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的变更成为现代化文明进程的脚注，“找乐”这一看似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隐藏了他们对逝去文化的眷恋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适，文中处处谈找“乐”，但找寻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乐子”，也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与逝去的记忆。文中北京人乐观随和的生活态度下所隐含着些许不安与对未来的迷茫，渗透着微微的疼痛与作者对于时代的悲悯。但有趣的是，我们很难在陈建功笔下的人物中看到有厌世、激愤的情绪，他笔下北京的“老少爷们儿”永远是无感情的、乐呵的、积极生活的，便如卢森这般叛逆的新青年，也是透露着一股子慵懒的“无所谓”的态度，有着北京人特殊的随和与真诚，便是“失落”着的，也是要“找乐”的；便是惶惑，也有着关心他人命运的美好品格。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乐天知命”的生存哲学，也是“民胞物与”的处事方式，陈建功小说中的哲学是“向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超越性的追求中又不离世间，呈现一种生生不息的哲学态度。如同《道德经》中所说：“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不同于西方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对于历史变迁的态度，西方存在主义是在场的“向死而生”，而陈建功的作品中充斥了中国哲学中绵延的“生生”之力，是儒家哲学中的“未知生，焉知死”的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在阅读陈建功的小说时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作品仍会提及“文革”所留下的创伤，如在《找乐》中，几次出现“上山下乡”的相关字眼，但是与伤痕文学中的“上山下乡”不同，作者没有犀利地降低重要性“上山下乡”是一场多么不堪回首的噩梦，使苦难之情充盈在往昔岁月中。他的作品是威吓人民“向前”“向生”，而不是向后看，陈建功关注的是伤痕之后所绵延的情感。在《找乐》的结尾，“他们还会找到什么乐子？以北京九城之大”，以北京人之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是不必担心的”13。读至此处，我们似乎并不会为人物的走向而担忧，仿佛眼前很快又会是热热闹闹的新一天了。陈建功小说的结尾往往没有给人物安排一个“结局”，而是在人物向前的生活中戛然而止，仿佛是让读者目收他们向阳走去，这或许也是作者为我们书写的答案：困顿仍在，但我们应顺流而上。注释：1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2陈建功：《北京滋味》，《好一个北京——作家笔下的北京》，杨晓升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345789101213陈建功：《陈建功小说》，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91、56、102、155、161、222、150、89页6吕智敏：《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变奏中开拓新的审美空间——转型期陈建功的京味小说》，《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11陈薇、陈建功:《安静时代，文学需要定力》，《湖南日报》2013年12月8日。[王志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保守裸露，公开学院韩昊彤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