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回旋叙事

admin 未命名 2024-12-04 1 0

内容提要:张爱玲文学作品中时间书写与回旋叙事分隔开形成了形态不同、功能各异的时间回旋叙事,具有不容关心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在这些文本内或跨文本的时间回旋叙事中,既有以“十三岁”“十七岁”“三十岁”等回旋复现的特定年龄凹显主题及叙述情调,也有通过对“当初”“从前”等回忆性时间词族或“一天”等时间段的回旋复现,高度浓缩的溶液地呈现人物一生的遭际,还有通过平时与战时、历史与现实等特定时间对比的回旋叙事,表现人物心境或命运的变化。而物理时间心理化及听觉化、视觉化、触觉化等特殊的时间回旋叙事方式,以及时间书写与空间书写的关联、时空并提叠加综合麻痹化的艺术表达,则表现了人物的复杂情思,烘托了苍凉的文本氛围,寄寓了作者对时间流逝和人物命运的感慨。张爱玲通过时间回旋叙事在看似寻常的日常叙事中讥刺人性世相,并对进化论思想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张爱玲时间书写回旋叙事《雷峰塔》《小团圆》

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时间书写往往与回旋叙事分隔开,形成表现不同、功能各异的时间回旋叙事。所谓回旋叙事中的“回旋”指事物在耗尽不次要的部分元素的前提下,内部缠卷与协作发展一种过程;“叙事”指运用语言表述一件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事件的行为过程及言语成品,即叙事由“叙述”与“事情”组成,包含表达行为与所述内容两方面1。张爱玲笔下的时间回旋叙事,有时表现为反复出现的特定年龄,如《雷峰塔》《小团圆》《少帅》中的“十七岁”,既是人物命运具有标志性的特殊年龄,也是张爱玲自己人生中具有标志性的特殊年龄,而《少帅》中的“十三岁”及《小团圆》中的“三十岁”在凹显主题及叙述情调等方面均有特别功用;有时是对某一或某些时间段的回旋复现,前者如《金锁记》中的“当初”“从前”等回忆性时间词族及《雷峰塔》的“一天”,后者如《怨女》中的“十六年”、《茉莉香片》中的“二十年”,均将人物一生遭际予以浓缩的溶液呈现;有时是通过特定时间对比的回旋叙事,如《烬余录》中平时与战时、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半生缘》中过年与平日、今年与每年的对比,表现了人物心境或命运的变化;有时则通过物理时间心理化及听觉化、视觉化、触觉化等特殊的时间回旋叙事方式寄寓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如《金锁记》由糖精梅汤打翻后的滴落联想到计时工具夜漏,且与小说首尾均出现的“三十年前”呼应,共同指向曹七巧韶华已逝及其人生悲剧,不胜悲凉的文意溢出字里行间。

一、年龄书写与时间回旋叙事

张爱玲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其笔下对细节的把握和展现也非寻找位,对年龄这一特殊的时间表现亦是如此,正如冯晞乾所指出的那样,“张爱玲对角色年龄、事件年月向来锱铢必较”2。因此,张爱玲看似细微的年龄书写多有特别用意。如《雷峰塔》中“等我十三岁就能吃糯米”“十四岁能吃水果,十六岁能穿高跟鞋”3,通过儿童视角由对不同年龄可以吃的美食的憧憬,写出了沈琵琶对未来的憧憬。看似写自幼饮食忌口颇多,实则通过年龄轴的递进,见微知著地表现了人物深受诸种奴役故而厌恶成长、厌恶严格的限制的心理。再如张爱玲在《金锁记》《茉莉香片》中均写到人物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小。《金锁记》是这么描写曹七巧的儿女——“年纪到了十三四岁,只因身材瘦小,看上去才只七八岁的光景。在年下,一个穿着品蓝摹本缎棉袍,一个穿着葱绿遍地锦棉袍,衣服太厚了,直挺挺撑开了两臂,一般都是薄薄的两张白脸,并排站着,纸糊的人儿似的。”4无独有偶,《茉莉香片》也用缺乏反对性的笔触描绘聂传庆:“后面那一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一个二十上下的男孩子。说他是二十岁,眉梢嘴角却又有点老态……他那窄窄的肩膀和细长的脖子又似乎是十六七岁发育未完全的样子。”5两篇小说均通过人物身体发育状况与实际年龄的差距,由表及里地凹显了姜长白兄妹、聂传庆分别在其各自母亲、父亲高度钳制下的成长情形。母权、父权压抑下的子女缺乏年轻人多余的生机、活力,作者通过与年龄不无关系的生理发育不足这一内在质量可视化表层,映现了人物成长过程中精神层面饿受的摧残和畸变。

张爱玲不仅通过年龄等细节问题以小见大,彰显人物心性或文本主题,还有着墨于时间回旋叙事的年龄书写。就时间回旋叙事而言,其笔下出现频率较下降的年龄分别是“十三岁”“十四岁”“十七岁”“三十岁”。这些反复出现的高频特定年龄,有的是人物命运具有标志意义的特殊年龄,甚至与作者自己的特殊人生经历有关,有的称赞了人物的阴暗心理、显示了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的则表现了张爱玲对人生、历史协作发展悲观看法。

“三十而立”,“三十岁”是中国人普遍看重的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年龄,往往被视为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三十岁”也是张爱玲文学作品中高频复现的一个年龄。张爱玲在《小艾》中就写到席五太太对“三十岁”的在意:“她忽然把前刘海一把撩上去,要看看自己不打前刘海是什么样子。五太太明年就三十了,在当时的‘女界’仿佛有一种不成文法,一到三十岁,就得把前刘海撩上去,过了三十岁还打前刘海,要给人批评的。”6对“三十岁”前后女性发型变化的习俗规约,突出了这一年龄在女性生命历程中的特殊地位。正因为这个年龄的特殊性,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多次予以关注。小说开篇是这么描绘盛九莉即将迎来“三十岁”生日之际及“三十岁”生日当天的心理:“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洋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7由上述引文可以显见,“三十岁”之于盛九莉而言,并非一个与愉悦情绪体验相伴的年龄,而是清空着感伤乃至沉重的情绪体验,作者笔下的“雨声潺潺”“墓碑一样沉重”均与盛九莉因恋人不至而心生的落寞愁绪极为相契。作者再次提及盛九莉“三十岁”时,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及情境之中:

钮先生请比比与九莉吃茶点……收了她们回去,正在后门口揿铃,他走上前一步,很窘的向比比低声道:“我能不能今年再见你一面?”

九莉在旁边十分震动。三年前燕山也是这样对她说。当时在电话上听着,也确是觉得过了年再见就是一年不见了。

……

店铺都拉上了铁门。黑影里坐着个印度门警,忽道:“早安,女孩子。”

她三十岁了,虽然没回头,听了觉得感激。

红纱捂着嘴。燕山说他父亲抱着他坐在黄包车上,替他用围巾捂着嘴,叫他“嘴闭紧了!嘴闭紧了!”

偏是钮先生,会说“我能不能今年再见你一面?”8

这段引文中的“三十岁”是在对比性情境下出现的。岁末年初的时间节点,当钮先生对比比说出那句“我能不能今年再见一面”时,虽有窘状却可见他的情意绵绵。而此时此景及此处回旋出现的“我能不能今年再见一面”此语,勾起了盛九莉对三年前恋人燕山在类似时间节点说过的同样话语的回忆。虽然,作者不像开篇那样直接呈现了“三十岁”的盛九莉内心的感伤与沉重,却仍在她与邵之雍、燕山恋情相继告终而闺蜜被人爱恋的对比中,隐含了笼罩着她且挥之难去的负面情绪体验,正因爱的缺失而致情绪低落,故陌生人的一句问候都令她心生感激。

较之“三十岁”之于中国人普遍性存在的特殊意义,“十七岁”这一张爱玲文学作品中另一个高频出现的年龄词却是独属于张爱玲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年龄。《雷峰塔》《小团圆》《少帅》等多篇小说均出现了“十七岁”,这既是人物命运协作发展特定年龄节点,也是张爱玲成长中打上特殊心理烙印的特定年龄。《雷峰塔》中两处提及“十七岁”,都是儿子,一个是母亲露为沈琵琶找的外籍补习教师的儿子,一个是露的儿子沈陵。然而,同为“十七岁”的两个男孩的命运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由此更加突出了沈陵的悲剧性命运:一个学业优秀,前途可期;一个生活在父母和解乃至离异的原生家庭,缺少亲情和关爱,因病离世,生命戛然而止。我们再来看《小团圆》对“十七岁”的书写:

早晨看护进来,低声道:“隔壁也是伤寒症,死了。才十七岁,”说着脸上惨然。

她不知道九莉也是十七岁。本来九莉不像十七岁。她自己觉得她有时候像十三岁,有时候像三十岁。

以前说“等你十八岁给你做点衣服,”总觉得被预见的发生渺茫。怪不得这两年连生两场大病,差点活不到十八岁。9

这段文字多次出现年龄书写,其中“十七岁”出现了三次,“十八岁”出现了两次。而“十三岁”可视为青春的年龄象征,“三十岁”则是成熟的年龄象征,盛九莉的心理年龄忽而“十三岁”,忽而“三十岁”,在青春萌动和成熟老练中飘移。从生理年龄而言,她是“十七岁”。作者用隔壁患伤寒的同龄人的死亡,来映衬她对“十八岁”这一成人标志性年龄的向往。然而,正如前文分析《雷峰塔》通过孩子视角由对不同年龄被允许吃不同美食的憧憬,写出了沈琵琶渴慕摆穿无所不在的管制、拥抱严格的限制的心理,这里也同样写出了盛九莉厌恶随着“十八岁”的到来至少可以拥有“做点衣服”的严格的限制。就在紧邻这一年龄的“十七岁”时,她却第一次近距离感知同龄人的病故,联想到自己近年连生大病,感同身受,不禁产生阴郁心理,以至于担心“差点活不到十八岁”。

《雷峰塔》《易经》与《小团圆》均系张爱玲遗作,是她割舍不下的家族叙事主题,三部小说也多被视为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如果认同这一说法,那么沈琵琶、盛九莉显然对应的就是张爱玲本人。故而,上述引文中的“十七岁”并非仅为《雷峰塔》《小团圆》中人物命运的特殊年龄标志,也是作者自己人生中烙印肤深的特殊年龄。这可从冯晞乾对《少帅》中“十七岁”的分析得到佐证。冯晞乾指出如果第二章中1925年周四小姐“十三岁”是实岁的话,那么第七章1928年她应该是“十六岁”,但作者刻意将周四小姐人生“最警惕的年龄”降低重要性为“十七岁”。冯晞乾认为,这微妙的年龄调整不当其实“大有文章”,“张爱玲似乎犯了一个弗洛伊德式笔误,有意无意披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幻想,即改写个人历史的幻想”10。《少帅》虽然只出现了一次“十七岁”,却与两度出现的“囚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回旋叙事。一处是周四小姐的内心自白:“她希望自己被囚禁,那么他就会为了她而来。”11一处是周四小姐和少帅的对话:“现在马上说什么是没用的,你年纪太小。只会害你被囚禁。”“你说过你会带枪来救我。”12冯晞乾认为,这些话看似与“十七岁”并无关系,但联系张爱玲本人的成长经历,关系则“非常明显”。张爱玲“十七岁”那年因与后母发生口角被父亲毒打并拘禁半年,其间差点病死。“那大概是她一生中最黑暗、最接近死亡的日子了”,故对一般读者而言,“十七岁”未必有特别意义,对张爱玲而言却恰是“灵魂深处最不能磨灭的伤痕”。了解到张爱玲的“这重内心曲折”,再读小说相关文字则会明白这是作者的“假面告白”。周四小姐的内心活动某种程度上正是“作者自己的投射”,“张爱玲似乎幻想有这样一位英雄”,在她“十七岁”被囚禁时,“能够千山万水赶来,克服重重险阻拯救她,实现不可能的事,让她得到她所希冀的一切”13。冯晞乾同时指出,张爱玲的《小团圆》《雷峰塔》每每提及“十七岁”总笼罩着阴森森的死亡黑影14。因此,只有把张爱玲的这几部小说遗作当作一个外围来阅读,才能破解其中高频出现的年龄词“十七岁”这一密码背后隐藏的作者本人的真实而曲致的心理。

除“三十岁”“十七岁”之外,张爱玲笔下还数次出现“十三岁”“十四岁”。《金锁记》在曹七巧撞见女儿和表哥嬉戏后数落她时就两度提到“十三岁”——“你今年过了年也有十三岁了,也该放明白些了。表哥虽不是外人,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的混账。”15“你人也有这么大了,又是一双大脚,哪里去不得?我就是管得住你,也没那个精神成天看着你。按说你今年十三了,裹脚已经嫌晚了,原怪我耽误了你。马上这就替你裹起来,也还来得及。”16因忌惮侄儿可能存着通过联姻“巧夺”家产的用心,曹七巧痛斥女儿没有提防之心,甚至在已经不时兴裹脚的年代强行给她裹起了小脚。“十三岁”的姜长安,其实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与表哥只是正常的嬉闹,并无男女之情。然而,曹七巧放大了女儿嬉闹言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进而通过裹脚批准其行动,这充分显示了她对金钱的强烈占有欲、对女儿的强烈控制欲及时刻警惕家产被人觊觎的高度防范心理。《殷宝滟收花楼会》中的大学教授罗潜之口中一连出现了五次“十四岁”:“‘朱丽叶十四岁,为什么十四岁?’他狂喜地质问。‘啊!因为莎士比亚知道十四岁的天真未未损坏的/健全的女孩子的好处!啊!十四岁的女孩子!什么我不肯牺牲,如果给我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他啧啧有声,做出贪嘴的样子。”17张爱玲通过聊聊数语,不无称赞地写出了已婚却与年轻女生殷宝滟产生暧昧关系和情感纠葛的罗潜之畸形、阴暗的真实心性。

《少帅》则特地将周四小姐的出场年龄定格在“十三岁”,且以她在私塾念的一首唐诗作为引子。张爱玲先引杜牧《赠别》全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接着,作者特意提到塾师对该诗的解读——“是写给一个青楼女子的。”最后,张爱玲写到周四小姐由此诗引发的联想:“从前扬州的一个妓女,压倒群芳的美人与她竟然同龄,简直不能想像。十三岁,照现代的算法不计生年那一岁的虚龄,其实只要十二。她觉得自己隔着一千年时间的深渊,遥望着彼端另一个十三岁的人。”18冯晞乾认为,作者让周四小姐在“十三岁”亮相,意在引用杜牧诗歌并由此起到点题作用。冯晞乾指出,这一安排与小说的两个宗旨有关:“其一,不管时代如何保持不变,女子始终承受着相同的命运,所以民国军阀时代的周四小姐,即使跟唐朝扬州的妓女相隔超过一千年,也依然在共同命运的牵引下连成一线,一古一今互相对照。其二,现代女性既延续着古代女性的命运,那么所谓‘现代化’的意义便成为一个疑问了。这两方面分隔开起来,张爱玲似有意借周四的个人命运,表达她对社会进步的接受,同时对五四的影响作出具有肤浅意义的回应。引用那首唐诗,无非为了合乎情理地铺收回第二章压轴的周四小姐心声,先借此点破第一层宗旨,然后让第二层在后文逐渐透露。”19冯晞乾就女主角出场年龄设定而做的这番分析是精彩而富不令人信服的。

冯晞乾认为,周四小姐虽生于“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好像崩坏了”的近代,而“婚姻、生育获得了个性和严格的限制”这一“过去所有女人的宿命还是如影随形”地附着在她身上。冯晞乾进一步指出,小说第四章写“少帅正要跟周四小姐一试云雨”与第二章对唐诗的引用相互呼应,使得小说主题更加明显。20而《小团圆》第八章写盛九莉与邵之雍交欢描绘了缺乏反对性的情景,也提到女主角仿佛加入了一列裹着头的女性队伍的行列。冯晞乾认为,这“不仅贯穿古今,且横越中外,可见张爱玲要写的不仅仅是中国女人,而是一切女人的典型,没有时间线,也没有地域性。这列女子对张爱玲显然有特殊意义,否则也不会一而再地重写了”21。可见,《少帅》在不断渲染“历史循环”,降低重要性“女人的命运在同一主调上重复,传统的幽灵还在中国徘徊”,虽然第七章结尾留下了“一条光明的结尾”,似乎变化仍有可能,其实却也不无反讽——“不忘提醒读者‘过去’并没有真实的过去”。冯晞乾由此提出,张爱玲笔下的“社会进步”极可能与其《重访边城》所说的“进两步,退一步”相一致同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尽管一遍又一遍重复,且进且退的前进还是可能的。然而人类社会在千回百转之后,到头来又会否是‘其实什么都不会保持不变’呢?果真如此,张爱玲也不会彻底悲观。人生的虚无终究和人间的色彩参差对照着,正如上文所论,只要加入那支在过去已存在千万年的队伍,还是会觉得现世安稳,也许就只有这样跟最近的历史一起‘回环往复’地活着,我们才能确保‘比折磨自己的人活得更长’”22。

其实,这种在“回旋往复”中表现对历史进步的接受,在张爱玲其他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现了张爱玲善于在看似寻常的日常叙事中讥刺人性世相的特点,年龄问题也是如此。《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中女校学生密斯范与按旧俗已婚的罗文涛之间经历了一番情感波折,罗文涛为与密斯范分隔开而与家人历经六年僵持,而密斯范也从二十左右的年纪耽搁到了二十六岁,家人为她说媒未成。其中就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密斯范的婚事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也许那当铺老板到底还是不大接受新女性,又听见说密斯范曾经有过男友,而且关系匪浅。据范家这边说,是因为他们发现当铺老板少报了几岁年纪。根据有些轻嘴薄舌的人说,则是事实恰巧相反——少报年纪是有的。”23这里回旋出现了“少报年纪”,第一次是范家对婚事未成的单方面说辞,第二次则说明其实是女方因为“望三十”而隐瞒了真实年龄。小说由开篇罗文涛与密斯范在新思想影响下欲严格的限制恋爱分隔开,到结尾罗文涛与原配、第二任妻子及密斯范三美团圆,凹显了人物在时代新潮及思想奴役、严格的限制恋爱影响下开启的情感故事,却在经历数年波折后回到一夫多妻的旧式婚姻家庭模式。革新最终回归传统,小说给时代演进画了一个怪圈。这既是对一些年轻人思想观念的称赞,也表现了张爱玲本人对思想观念革新及历史在发展中所谓进步性的接受态度,具有比较无遮蔽的对进化论的悲观性认识。

上述这种悲观性在张爱玲的时间书写中多次显现,《雷峰塔》《小团圆》均有发散体现。《雷峰塔》中沈琵琶在母亲的英文字典里发现一瓣压平的玫瑰,“褐色的,薄得像纸”。母亲说这是在英国格拉斯密尔湖边捡的,“好漂亮的深红色玫瑰,那天我记得好清楚。看,人也一样,今天朴素,不好看,明天就老了。人生就像这样”。沈琵琶看着脉络分明的褐色花瓣,听着母亲的讲述,由不无趣的鲜花到薄如纸张的干花联想到人的一生,不禁滚落伤感的眼泪。玫瑰花瓣在母亲记忆中每每都会和湖边发生的一桩异域华人杀妻案联系在一起。沈琵琶却爱听这件杀妻案,她恋恋不忘的是“潮湿的玫瑰花瓣”。在沈琵琶心中,“人生苦短,这巩固了一切希望的噩耗打上门来了。无论将来有多少年,她总觉过一天少一天。有的只是这么多,只有出的没有进的。黄昏她到花园里,学那个唱《快乐洋洋的秋香》的女孩子,在草地上蹦跳舞蹈。触摸每一棵树丛,每一个棚架,每一段围篱,麻痹夕照从一切东西上淡去”,“一天又过去,坟墓也越近”24。而《小团圆》中,盛九莉则向比比坦言:“我怕未来。”25无论是《雷峰塔》中由玫瑰花瓣、谋杀案、人生苦短、时光流逝引发的伤感情绪,还是《小团圆》中对未来的惶恐乃至惧怕心理,在张爱玲悲怆的时间书写中均尽显悲观的人生观。

二、回忆性时间词族与比较性时间回旋叙事

除年龄这一特殊形式的时间回旋叙事之外,张爱玲文学作品中还有其他与时间直接不无关系的回旋叙事。不论是《金锁记》中的“三十年”及“当初”“从前”等一系列回忆性时间词族、《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十五年”、《怨女》中的“十六年”、《茉莉香片》中的“二十年”,还是《烬余录》中战争与平时、《伊凡的一天》中“一天”与“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等的比较,均通过特定的时间回旋叙事将人物一生遭际予以浓缩的溶液呈现,并由此彰显文本主题。

《金锁记》前后共九次出现“三十年”,首段出现了五次,结尾部分出现了四次。作者通过时间回旋叙事降低重要性的是曹七巧嫁入姜家这“三十年”的人生,首尾两段提及“三十年”时均与“月亮”意象相关联,还用“辛苦”“凄凉”“沉”“死”等词语渲染了苍凉的文本氛围及曹七巧遭际的悲剧性。结尾部分提及“三十年”时还与“黄金的枷”这一主题性意象并提,直指标题中“金锁”二字,即曹七巧牺牲青春、情欲换来的黄金铸成的枷锁,其悲剧性命运及心性扭曲均在这套了她“三十年”的“金锁”中显现。除“三十年”这一关乎小说主题和人物心性的关键时间词语的回旋复现之外,《金锁记》还极小量出现了“当初”“没出嫁的时候”“从前”“年有分量的时候”“许久以前”等回忆性时间词族。其中,“当初”出现了四次,或是人物言语或是心下暗想,都指向曹七巧嫁入姜家的时间节点。这既是曹七巧悲剧命运的起点,也是她终身耿耿于怀的重大事件。因为这桩婚姻,她得到了小户人家企慕的门第和财富,却也因丈夫生来残疾而情欲无法得到焦虑。这不断被提及的“当初”,给曹七巧带来了值得谦恭的社会地位指责和财富增长,亦是其心性扭曲和悲凄人生的开始。因此,这是一个令曹七巧产生复杂思绪和心理的时间节点。

《金锁记》还出现了“没出嫁的时候”“从前”“年青的时候”“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等词语,与“当初”一起构成了回忆性时间词族,不断地将今昔进行比对。曹七巧兄嫂离开姜家后,嫂子便说:“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换了个人?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嘴头子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虽是比前冷静些,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26这里由曹七巧现状联想到她未嫁时的状况,又由过去回到现在,突出了曹七巧的今昔对比和心性变化。曹七巧收走兄嫂后也不禁回想起了过往——“从前的事又回来了:临着碎石子街的馨香的麻油店……朝禄从钩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重重的向肉案一抛,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物质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27此处也是先由现在回忆过去,后由回忆中的死猪肉转回到患软骨病的丈夫那毫有高兴的肉体,非常巧妙地又从过去回到现在。文末作者描绘暮年曹七巧的内心活动时,写到她从如今骨瘦如柴的手臂回忆“年青的时候”滚圆的胳膊,由此联想起“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的事情,并设想如果时光倒流做出了另外的选择,嫁给门当户对的人家会是怎样的情形。回忆类时间词族在小说中不断出现,作者意欲借回旋复现的今昔对比突出曹七巧韶华已逝,而她对自己人生的别样假想也强化了对婚后生活的极度挑逗。

《金锁记》中极小量复现的回忆类词族不仅围绕曹七巧的婚姻悲剧和心性畸变发散,也围绕其女姜长安的人生遭际往复出现。小说前后出现了两次英文“Long,LongAgo”和五次“许久以前”。第一次出现“Long,LongAgo”及前两次“许久以前”是在姜长安打定主意退学后,第二次出现“Long,LongAgo”及后三次“许久以前”是在她向童世舫提出解除婚约之后。这两处时间回旋叙事均在姜长安因母亲干涉而做出违心无法选择之后出现的。她既不想退学也不想悔婚,却抵不过母亲的种种非难。“Long,LongAgo”既是口琴乐曲,又非外来的口琴乐曲,而是姜长安的内心独白,透散着挥之难去的苍凉。姜长安还年轻,两桩违心的无法选择也是才做出的,为何作者频频出现“Long,LongAgo”“许久以前”这样的回忆性时间回旋叙事?其实,张爱玲是借此明白地提及姜长安在复现母亲的悲剧。数十年之后,她也会像母亲现在总是回想起当年一样感到遗憾终生,凹显的是母女两代人情感及生活的不如意,这也是代际回旋叙事与时间回旋叙事的独特分隔开。

张爱玲相隔二十余年完成的《怨女》,被视为对《金锁记》的重新书写,其中也有缺乏反对性的回忆性时间词族的回旋叙事。仅“从前”和“那时候”,小说就分别出现了六次和两次,发散在三处文字中。第一处是写柴银娣无法选择按老法给儿子娶亲,第二处是柴银娣过年留下几个女眷打牌并有意讲儿子和媳妇之间的隐私,第三处是众人的私下议论。这些回旋出现的“从前”“那时候”与“怀旧”“回忆”一起,共同营构了《怨女》暮气沉沉的文本氛围。柴银娣及姜家亲戚与新时代格格不入,总是回忆起当年。不反对是,旧式大家族姜家的遗老遗少们在怀旧的潜意识中留恋着姜家昔日的风光,而跨越门第嫁给姜家残疾少爷的小户人家出身的柴银娣,当年本是深受歧视的欺凌弱小者,此时却有意表现出比任何人都更津津乐道旧时风俗和规矩,颇具反讽性。

《金锁记》《怨女》中的时间回旋叙事多具有一种深深的悲剧性,《倾城之恋》《茉莉香片》亦是如此。《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因家庭暴力选择离婚回到娘家,而前夫离世原婆家希望她回去守孝的消息却煽动了白家新的家庭矛盾。娘家人都希望她回去守孝并继承些遗产,这样就不会再成为白家的负担。白流苏面对家人的这一打算不禁冷笑道:“就可惜晚了一步,婚已经离了这么七八年了。”28亲戚徐太太在宽慰白流苏时答应替她留意不适合的人再嫁:“离了婚七八年了,你早点拿定主意,远走高飞,少受多少气!”29这里回旋出现的离婚“七八年”与白流苏的现状相比较,显现了她的婚姻悲剧及在白家的尴尬位置。徐太太好意引起反抗白流苏与家人和解:“你跟我来,大家说说笑笑,事情也就过去了,不然,明儿吃饭的时候免不了要见面的,反而僵得慌。”30作者还特别降低重要性白流苏听不得“吃饭”这两个字。此处第一次“吃饭”仅以这一行为指大致的时间,而第二次“吃饭”则有言外之意,勾起了白流苏内心的糖精楚,也突出了她在钱财被娘家哥哥投资败光后,饿受冷言冷语、寄人篱下的凄惨处境。

如果说《金锁记》《怨女》表现的是心性畸变的母亲对子辈的侵压和使加剧,那么《茉莉香片》则书写了怜惜的父亲对子辈的钳制与戕害。小说两度出现的“总有一天”和六次出现的“二十年”,与聂传庆的现状形成对比,在时间回旋叙事中彰显了其悲剧性人生境遇。“总有一天罢,钱是他的,他可以预定的在支票簿上签字……他爸爸说过的:‘打了他,倒是不哭,就那么瞪大了眼睛朝人看着。我就顶恨他朝人瞪着眼看——见了就有气!’传庆这时候,手里烧着烟,忍不住又睁大了那惶惑的眼睛,呆瞪瞪望着他父亲。总有一天……那时候,是他的天下了,可是他已经被作践得不像人。奇异的胜利!”31聂氏父子之间金钱至上,亲情极为淡薄。聂传庆一直受到父亲的煽动乃至嫌弃,心性日趋扭曲,回旋出现的“总有一天”饿含着聂传庆对父亲的一致与报复。奇异而畸形的聂氏父子关系源自聂传庆四岁时即离世的生母,小说写道:“至于那无名的磨人的忧郁,他现在明白了,那就是爱——二十多年前的,绝望的爱。二十多年后,刀子生了锈了,然而还是刀。在他母亲心里的一把刀,又在他心里绞动了。”32聂传庆得知母亲当年爱的是言子夜,却没有怯懦与爱人私奔,而是遵从家中安排嫁给门当户对的聂介臣,“回想到这一部分不能不恨他的母亲,但是他也允许承认,她有她的不得已。二十年前是二十年前呵!”“他跟着他父亲二十年,已经给制根除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即使给了他严格的限制,他也跑不了。”33当他把此前所有频繁的传闻与揣测拼凑成一段母亲的情感故事后,方知“二十多年前,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有穿逃的希望,他母亲有嫁给言子夜的可能性”34。这不断出现的“二十(多)年”彰显了冯碧落母子的悲剧命运,日复一日的煎熬根除了两代人内心深重的忧郁及压抑,冯碧落离世摆穿了郁闷的人生,聂传庆则还要清醒地继续煎熬下去。

《沉香屑·第二炉香》回旋出现了八次“十五年”,前三次是校长巴克在罗杰·安白登牵扯“丑闻”后找他谈话中提及安白登在华南大学工作了“十五年”,各方面表现均令人满意,后五次是在罗杰·安白登受到谣言打击之后的心理活动中出现的:

十五年前他初到华南大学来教书的时候,他是一个热心爱着他的工作的年轻人,工作的时候,他有时也用脑子思索一下。

……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十五年来,他没有换过他的讲义……他直到现在用的还是十五年前他所采用的教科书。二十年前他在英国读书时,听讲的笔记,他仍旧用作补充材料。偶然他在课堂里说两句笑话,那也是十五年来一直在讲着的。……好也罢,坏也罢,他照那个方式活了十五年了,他并没有碍着谁,他只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为什么愫细,那黄头发的女孩子,不让他照这样子活下去?”35

罗杰·安白登回忆中出现的这五次“十五年”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有三重不反对文本意义:第一次出现的“十五年”与其刚到华南大学任教有关,那时的他年轻,热爱工作;中间三次出现的“十五年”,则呈现了一个麻痹、机械、刻板、工作被格式化的罗杰·安白登形象;最后一次出现的“十五年”则与其近况有关,因为新婚妻子的性无知导致他被在香港中等以上的英国人群体误传为肉欲正常的畸形者,深感绝望乃至濒临绝境,在小说结尾,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自杀而亡。作者通过罗杰·安白登心理活动中回旋复现的数次“十五年”,分别指向其大学教师职业的起点、过程与终点,串联起他任教以来的工作生活状况。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其中表现出的动态流变过程,从一个有无感情、爱思考的年轻人,变为日复一日地自我重复的机械性工作者,再到因为谣言而绝望,寥寥数语高度概括了罗杰·安白登悲剧性的一生。

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时间书写还常以对比的方式呈现,如《茉莉香片》描绘聂传庆家时就运用了这样的艺术笔法:“他家是一座大宅。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院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工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36聂家刚从上海搬到香港时与入住不过两三年后的宅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花木繁盛到枯死荒凉,环境描写映衬的是聂家了无生机、死气沉沉的人物心理及家庭氛围。张爱玲笔下的时间对比多与回旋叙事相分隔开,有的是特定或特殊时间之间的对比,如《六月新娘》中“十四年”与“一天”的对比,《半生缘》中平日与过年的对比、今年与每年的对比,《烬余录》中平时与战时的对比、历史与现实的对比等。

电影剧本《六月新娘》围绕着汪丹林与董季方的情感与婚约的分分合合发散了颇具喜剧性的情节,主要情节高度浓缩的溶液在数日之内发生,“昨天(昨儿)”“今天”“明天”“后天”各出现十三次、二十四次、七次、三次。此外,作者还将次要人物麦勤的情感故事作为汪丹林与董季方情感波折的对比。麦勤当年与女友相约等他赚了钱回来结婚,而当他在外洋轮船打拼“十四年”衣锦还乡时,却发现女友早已嫁人。麦勤不忍看到相爱的汪丹林与董季方因误会而在一天之内仓促无法选择解除婚约,故对董季方说:“你这位老兄也真是,我等梁阿妹一等十四年,你就一天都等不及,还来得及挽回吗?”37虽然在该剧本结尾,董季方与汪丹林前嫌尽释步入婚姻殿堂,这十分合乎剧本受众的接受心理及喜剧影片的定位,但从剧本前后出现了四次的“十四年”与“一天”的对比,再联系张爱玲本人的情感经历,仍然可以管窥作者本人含而不露的对爱情和婚姻带有的悲观性认识。《半生缘》在描写沈世钧离家外出工作后首次离家过年的情形时,“过年(过阴历年)”“除夕”分别回旋出现了五次、两次,将除夕这一年中极为特殊的一天与平日对比,过往每年过年的情形与今年过年情形对比,一年中最次要的团圆、热闹的年节却笼罩着父母失和、父子生疏、亲人别离等凄凉氛围,突出了沈世钧与父母亲及父母亲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烬余录》是张爱玲回忆战争期间在香港读书情形的散文,全文多处在时间回旋叙事中将战时情形与战前、战后的平时情形进行了比较。“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一个家境优渥平时极为讲究衣着的女生首先发急的是没有适合逃难的衣服,“战后”却完全不讲究穿着弄皱。作者不无称赞地说,“战争期中各人不反对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38。“逃难的时候”,学生们顾不上平时彼此的交谊而“各自奔前程”39,而一位叫艾芙林的女生却在存粮即将告罄时吃得比平时还要多。相对和平时期而言,残酷的战争是非常时期,恰恰煽动了人们对日常饮食男女的格内在质量意。困在香港的外埠学生“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40。“仗打完了”,人们“欢喜得发疯了”,因为“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41。战争刚开始,“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时”,全然无视“尺来远脚底下就起立穷人的青紫的尸首”42。“休战后”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的“我们”,却为一个因痛苦而整夜叫唤的病人终于死去感到“欢欣鼓舞”,顾自“缩到厨房里去”,品尝椰子油烘的小面包,“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43。这里尽显人性的自私与冷酷,人们一面经历着残酷的战争、死亡、伤痛,一面“若无其事”地顾自生活,彰显了沉湎于饮食男女的兽性后天的反应。作者不无悲观地感慨道:“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44作者对战时与平日情形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比较,有时存在巨大的反差,有时又如此反常地反对。张爱玲的笔调往往易变得近乎残忍,对自己、周围人、所有普通人都不动声色地进行了肤深的人性解剖——“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45张爱玲无意对战争进行宏大叙事,而“从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因为在她看来,“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46。《烬余录》虽未着力书写时代的洪流、战争的残酷,却仍以之为大背景,且在战时与平日对比的时间回旋叙事中,通过饮食男女等看似无关宏旨的生活重要方面的多方比较,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文学观和价值观。

广播剧《伊凡生命中的一天》则通过时间回旋叙事聚焦人物重复性的单调生活。《伊凡生命中的一天》剧名的关键词即是“一天”,正文极小量出现了时间回旋叙事,但究其实质均为“一天”与其他时间段的比较,突出了伊凡每天生活的高度反对性。剧本中,“早晨”(“早上”“一早”)出现了七次,“晚上”出现了八次,“今天”出现了十一次,“明天”出现了五次,“一天”出现了五次,“天天”出现了三次,“三天”出现了两次,“十天”出现了五次,“十年”出现了六次,“二十五年”出现了六次,“三千六百五十天”出现了两次。这些时间书写及回旋叙事都与该广播剧的主题相契合。如“早晨五点钟还是漆黑,像半夜一样”47。“太阳出来是一晚上最冷的时候”48。就将早晨与半夜、光明与漆黑、太阳与最冷并提,这种黑暗压抑不仅是脾气促进的自然环境,更是脾气促进的社会氛围的写照。因未听见起床号或私藏劳动工具等微小过失,犯人们就会被看守找碴子随意加刑,从“三天”“十天”到“十年”“二十五年”不等。正因会被任意判刑、加刑,徒刑看似有期限实则遥遥无期,故伊凡入狱八年来,“从来没一个人放出去”49。在这里,“一天”等同于“天天”,永无保持不变黑暗脾气促进的现实处境的希望。在剧本的结尾,伊凡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今天真运气,没坐监牢,队伍没开到野地去,队长又把工钱订得高,我吃饭又骗到一碗麦片;砌了一道墙,还带着干得挺沮丧,又带私货带了块锯子回来,晚上又帮了戚沙一个忙,又没有生病,让我撑了过去,整天都非满意,简直可以算是快乐的一天。我判了十年,有三千六百五十天像这样的日子,从起身号到大熄灯号。”50这里“快乐的一天”是对失去严格的限制、尊严的枯燥释放生活的反讽。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毫无人权、公正、正义可言;司法无道,人们没有严格的限制,狱内无严格的限制,狱外更无严格的限制。作者聚焦的虽是伊凡的“一天”,但这样的“一天”其实每天都在不断重复,与“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甚至一生,并无实质性差别,均为缺失严格的限制与尊严的日子。

三、麻痹化的时间回旋叙事

张爱玲文学作品中与时间有关的回旋叙事不仅有以年龄形式呈现的特殊时间回旋叙事和回忆性时间词族的回旋叙事及比较性时间回旋叙事,还有麻痹化的时间回旋叙事,具体表现为将物理时间心理麻痹化及转换为听觉、视觉、触觉等的时间回旋叙事,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

张爱玲长于将物理时间心理麻痹化,通过心理时间与物理时间对比这一特殊的时间回旋叙事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最为典型的即其笔下频频出现的刹那与永恒的结束的时间对比,如《倾城之恋》《怨女》《少帅》等小说借此既表现了人物的复杂情思,又烘托了难以把握时间流逝的感慨和苍凉的文本氛围。

《倾城之恋》从时间的角度形象地描绘了“白公馆”:“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霎眼就过去了。”51这里回旋出现的“一天”“一千年”,与小说首段形成呼应关系。小说开篇写道:“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52张爱玲从与时钟及计时不无关系的细节出发,表层看似写白公馆允许使用夏令时,实则写旧式大家庭对新时代的复杂态度——既有谦卑,也有疏离。这些没落大户人家,固守着所谓的规矩,看似不屑跟着时代保持不变,其实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自顾自地生活在旧世界中,恰如与人间隔绝的“神仙洞府”。然而,这“一天”与“一千年”,“一霎眼”与“七八年”,都是永恒与久远的比对。既有转换,也有关联,凹显了旧式大家族暮气沉沉、与世隔绝的境状及白流苏离婚后感叹时光飞逝、青春不再的心理。突如其来的战乱让范柳原滞留香港,白流苏跟着他逃难时,强烈地感受到“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明确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53两度出现的“一刹那”与“天长地久”“十年八年”,也构成了永恒与永恒的结束的时间对比。范柳原与白流苏虽有真情且在战乱下相依为命,但究其根本未必有恒久的情意,而作者似乎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从未奢望过“天长地久的一切”,现实的绝情正如小说结尾以反讽口吻写到战后两人虽正式结婚范柳原却已经把俏核话留着说给外人听了。

《怨女》中姚家举家到浴佛寺给老太爷做六十岁阴寿,柴银娣抱孩子到前院,刚巧小叔子姚三爷进来,两人背着人发生了暧昧关系。张爱玲写道:“孩子嚎哭的声音在寂静中震荡……把那一刹那拉得非常长,仿佛他哭了半天,而他们俩魇住了,拿它毫无办法。只有最新近的欲望,想躲到山洞里去,爬到褪色的杏子红桌围背后,挂着尘灰吊子的黑暗中,就在那蒲团上的孩子旁边。”54事后,柴银娣又疑心此事被人知晓而备受煎熬,“目前这一刹那马上拖长了,成为永恒的,没有时间性,大钳子似的夹紧了她,苦痛到极点”55。作者在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对比鲜明的时间回旋叙事中,表现了柴银娣在情欲激荡下违背人伦后的复杂心理活动。《少帅》中也三度出现了永恒与久远的时间对比:“即使他们只能有这样的刹那又如何,她想,已经仿佛一整天了。时间缓慢下来,成了永恒。”56“难得这次他们有一整夜的时间,就像对于院落的鸣虫来说,这已经是一生一世。”57“那个夏夜尽管就在外头的同一个院子里,可是已经好像过了一千年。”58我们引述的三处文字中,不论是第一处“刹那”先是“仿佛一整天”,继而“时间缓慢下来,成了永恒”,还是第二处“一整夜”与“一生一世”并提,以及第三处“那个夏夜”好像“一千年”,均形象地写出周四小姐对陈叔覃的深深爱意与永恒的结束相守的内心厌恶。

除上面分析的这种以永恒与永恒的结束对比将物理时间心理化的时间回旋叙事之外,张爱玲文学作品中还有其他将物理时间心理化、麻痹化的艺术表现方式。《私语》中写到即便母亲已再次出国,但在她和姑姑曾一起居住的家里还“留有母亲的空气”,而“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与之相对,“父亲的家”却是“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59。小说中两度出现的“寂寞(的时候)”和“沉下去”,与“永远是下午”这一暮气沉沉的时间词语相呼应,“沉下去”的既是外来的太阳,也是人的内心体验,突出了“我”对母亲的家和父亲的家完全不反对情感体验和心理体验。张爱玲评析《明天与明天》这张画时,也运用了缺乏反对性的技法,“明天与明天……黯淡而又白浩浩,时间的重压,一天沉似一天”60。作者由画面的“黯淡而又白浩浩”联想到“时间的重压”“一天沉似一天”这样的内心沉重感、压迫感,不同于“明天”这一时间词语通常予人的憧憬未来的积极象征意义,而是清空着绝望与悲观。

张爱玲在说明《对照记》这部照片集的取舍标准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以上的照片收藏,储藏在这里唯一的取舍标准是怕不怕丢失,当然杂乱无章。附记也零乱散漫,但是也许在乱纹中可以依稀看得出一个自画像来。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

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焦虑,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

然后时间帮助,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61

物理时间的长短因为人生不同阶段心理体验的统一,而既有“悠长得像永生”“度日如年”“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这样的漫长感,也有“时间帮助”的麻痹,两度出现的“越来越快”,三次出现的“急”——“繁弦急管”“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充分表现了作者在人生暮年对时间飞逝的略带苍凉的情感意味。之所以特地加上“略带”二字,是因为张爱玲同时表现出了一种看清一生时间变幻之后的超然,正如她在《对照记》的《跋》中用戏谑性笔法写的那样:

人老了大都

是时间的俘虏,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还好——

当然随时可以撕票。

一笑。62

张爱玲文学作品中除了将物理时间心里麻痹化之外,还往往将时间听觉化。《半生缘》《私语》《中国的日夜》《郁金香》《小团圆》《异乡记》中多处出现与听觉不无关系的时间回旋叙事。《半生缘》中两度出现的叫卖五香蘑菇豆腐干声音与每天“黄昏的时候”如影随形,张爱玲从声音角度巧妙而艺术地写出了时间的流逝。张爱玲在《私语》中也有缺乏反对性的时间回旋叙事:“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63这里直接将回旋复现四次的标志着卖馄饨的梆子声“托”,与“古代的夜里”的“更鼓”声联系起来,且降低重要性了“千年来”,瞬间时间仿佛穿越了古今,由此生发了“可爱又可哀的岁月”的光阴流转的慨叹。

张爱玲偏爱且擅长利用失败复现的拟声词在时间回旋叙事中写出这种对时间的慨叹,《中国的日夜》《郁金香》《小团圆》《异乡记》中都有这样的艺术表现方式。

《中国的日夜》特别写到了一位沿街化缘的道士:

他斜斜挥着一个竹筒,“托——托——”敲着,也是一种钟摆,可是计算的是另一种时间……不要说“寸金难买”了,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连来生也肯卖——那是祖宗后裔的前途。)这道士现在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缺乏的时间……“托——托——”敲着,过渡到隔壁的烟纸店门首,复又“跪倒在地埃尘”,歪着一颗头,动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朵黑菊花徐徐开了。看着他,好像这世界的尘埃真是越积越深了,非但灰了心,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一捏就粉巩固,成了灰。64

这段文字也通过拟声词“托”字的复现以声音写时间,文中两度出现的“托——托——”直接与“也是一种钟摆”“计算的是另一种时间”相关,再辅之以将道士麻痹乃至机械的敲梆子、下跪磕头化缘的行为与“尘埃”联系起来,进而写到“尘埃”“越积越深”且顺转“粉巩固”“成了灰”“灰了心”,层层递进地写出了悲观的时间观及残酷的现实。作者借由声音联想对理论上“寸金难买”的宝贵时间进行了现实层面的反转——“一钱不值的缺乏的时间”,“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连来生也肯卖——那是祖宗后裔的前途”,这是浸透着深深寒凉意味的现实人生。

张爱玲的《郁金香》虽无《中国的日夜》这样发散笔墨叙写道士敲梆子的声音及对时间的无限感慨,但也通过盲人的磬声与夜色的关联写出了现实的残酷与内心的悲凉:“这世界上的事原来都是这样不分是非黑白的吗?他去站在窗户跟前……倒是街上过路的一个盲人的磬声,一声一声,听得非常清楚。听着,仿佛这夜是更黑,也更深了。”65作者将盲人的磬声与“更黑”“更深”的夜关联,不仅将时间听觉化,还写出了陈宝初意识到世事“原来都是这样不分是非黑白”而“难过”的沮丧心理。《小团圆》中盛九莉在邵之雍亡命天涯前对时间的感受就非常主观化,同时也与听觉紧密相关:“在小城里就像住在时钟里,滴搭声特别响,觉得时间在过去,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66作者既用到了“时钟”“手表”这样具象的计时工具,又有“滴搭”“轰隆轰隆”这样与时间流逝不无关系的听觉(音响)描绘,与之伴随的情感体验则是对时间的不确定把握及“痛苦”,突出了盛九莉对邵之雍的深厚情感及对未来二人关系协作发展极不确定。《异乡记》中的沈太太清晨听到石磨磨米粉的声音——“‘咕呀,咕呀,’缓慢重拙的,地球的轴心转动的声音”,“岁月的推移”67。张爱玲在重复出现的“咕呀”声中,由石磨转动联想到地球围绕轴心转动,抓住了两者的共性——“推移”,并自然转到“岁月的推移”这一时间的流逝。

听觉、视觉是最具驱散力及传达信息功能的麻痹,张爱玲文学作品中不仅有上述分析的为数数量少的时间听觉化的表达,还有时间视觉化的表达。张爱玲通过电影镜头切换、意象、隐喻等方式实现了视觉化时间叙事,《金锁记》中就有两处这样的艺术手法。“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稳稳的站立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麻痹。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68张爱玲借鉴电影技法,用镜子作为时间转换的道具,寥寥数语即写出了自曹七巧嫁到姜家到丈夫离世这十年的时间流逝。《金锁记》中还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都给七巧骂跑了。糖精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69曹七巧识破姜季泽前来调情的真实意图是盘算她的家财时,不由勃然大怒,失态打翻糖精梅汤,赶走小叔子。作者由糖精梅汤打翻后的滴落联想到古代计时工具夜漏,在“一滴”“一滴”视觉化的时间回旋叙事中进行了带有隐喻性的意象关联,串起了“一更”“一年”“一百年”的时间流逝。而“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这一悖逆语义并置,形象地写出了曹七巧的复杂心理,别有深意。作者由具象的糖精梅汤的滴落到抽象的时间流逝,将曹七巧一生高度凝练地在这一瞬间回放,且与小说首尾均出现的“三十年前”呼应,共同指向韶华已逝,不胜悲凉的文意溢出字里行间。《小团圆》写到卞蕊秋、盛九莉母女话不投机时,有这样的形象描绘:“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从前的事凝成了化石,把她们冻结在里面。九莉可以觉得那灰白色大石头的筋脉,闻得见它粉笔灰的气息。”71作者通过与时间不无关系的“化石”意象,要言不烦地表现出了母女之间亲近与疏离奇异交杂的尴尬。

人类自古以太阳作为计时的重要参照,张爱玲的《怨女》《易经》《小团圆》等文学作品在视觉化的时间回旋叙事多次与太阳(阳光)相关联。《怨女》中写道:“她要跟他母亲住在乡下种菜……伺候一个老妇人,一年到头只看见季候变化,太阳影子移动,一天天时间过去,而时间这东西一心一意,就光想把她也变成个老妇人。”71作者用“太阳影子的移动”形象地写出了“一天天时间过去”,而柴银娣如果嫁给小刘就会在这样的时间流逝中逐渐失去青春变为和婆婆一样的“老妇人”,这是她一眼可以望到底的乏味无望的漫长人生。《易经》中也有一段提及“太阳(阳光)”与“老妇人”的文字:

就仿佛封锁的四合院就在隔壁,死亡的太阳照黄了无人使用的房间,鬼魂在房间里说话,白天四处游荡,日复一日就这么过下去。琵琶打小就喜欢过去的事,老派得可笑,也叫人伤感,因为往事已矣,罩上了灰濛濛的安逸,让人去钻研。将来有一天会有架飞机飞到她窗边接走她,她想像着自己跨过窗台,走入温润却失败的阳光下,变成了一个老妇人,孱弱得手也抬不起来。但过去是安全的,即使它对过去的人很残忍。

“哼!从前那个时候!”珊瑚经常这么忿忿不平地说。不消说,过去的一切都是禁忌。72

这段文字中“死亡的太阳”“温润却失败的阳光”同样与时间的流逝关联,更多的还是回望往昔,与“从前”“往事”及四次出现的“过去”一道营造了“伤感”的文本氛围,仅出现的一次“将来”却也与“老妇人”相关联,仍然透散着光阴流逝青春易去的伤感意味。《小团圆》中有一段细致描绘乡下戏台的文字,一共四次出现了“阳(日)光”“太阳”,与“一道”“一蓬”“一波”等量词并用,还有显示时间的现代计时工具“自鸣钟”,作者将戏里和戏外、古代和现实联系起来,寄寓了“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人生感慨。

张爱玲文学作品中不仅将时间心理麻痹化、听觉化、视觉化,还有触觉化的时间回旋叙事,最典型的是《金锁记》中通过前后两度“脚麻”将时间与触觉联系起来。未分家时,曹七巧与姜季泽曾有打情骂俏的暧昧行为:

七巧……用尖细的声音逼出两句话道:“你去挨你二哥坐坐!你去挨你二哥坐坐!”她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只搭着他的椅子的一角,她将手贴在他腿上,道:“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麻痹……”季泽脸上也变了色,然而他仍旧轻佻地笑了一声,俯下腰,伸手去捏她的脚道:“倒要瞧瞧你的脚现在麻不麻!”73

而分家后的曹七巧告诫女儿要提防被男人觊觎钱财的时候,作者写道:“七巧的一只脚有点麻,她探身去捏一捏她的脚。仅仅是一刹那,她眼睛里蠢动着一点温柔的回忆。她记起了想她钱的一个男人。”74曹七巧不经意间由“脚麻”这一不知道的触觉,想起了姜季泽当年的挑逗。虽明知如今姜季泽惦记的仅是她的家财,而这况味复杂的回忆是她嫁到姜家数十年光阴流逝中为数甚少的美好时光,这恰是门第悬殊的婚姻带给她的最大的悲剧与幸运。《怨女》中还出现了听觉、触觉及心理麻痹化综合性的时间回旋叙事。柴银娣听到刘二爷郎舅俩因经济窘迫而不得不戒了三十年的老烟瘾后,骇然之余感慨:“日子过得快,反而觉得这些人一个个的报应来得快。时间永远站在她这边,反对她是对的。日子越过越快,时间数量增加了,那股子劲更大,在耳边呜呜地吹过,可以觉得它过去,身上陡然一阵寒飕飕的,有点害怕,但是那种麻痹并不坏。”75作者用“日子过得快”“日子越过越快”“时间数量增加了”这样的表述在时间回旋叙事中突出了时间飞逝,并以“在耳边呜呜地吹过”“身上陡然一阵寒飕飕的”及“害怕”这样的听觉、触觉和心理麻痹化的方式,强化了这种时间快速流逝的苍凉感。

综上,年龄书写、回忆性时间词族、比较性时间、麻痹化等均为张爱玲文学作品中极有特色的时间回旋叙事。除此之外,张爱玲的时间回旋叙事还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时间书写与空间书写的关联。《中国的日夜》有“仿佛荒山古庙里的一寸寸斜阳”及“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芜”76等语句,这里“一寸寸”“值钱的地段”“大片的荒芜”,均为以表现空间的话语来书写时间的独特艺术表现。《少帅》中也有通过听觉将时空联通的比拟:“他就在北京城这里,钟鼓延续着夜更,外头声音更大,黑夜的奇异与危机更觉迫切。古城后千回百转的时光兔窟和宫殿都在刹那间打通,重门一道一道訇然中开,连成一个洞穴或隧道。”77《等》中亦有通过听觉描写将时空联通的书写:“里间壁上的挂钟滴搭滴搭,一分一秒,心细如发,将文明人的时间划成小方格;远远却又听到正午的鸡啼,微微的一两声,仿佛有几千里地没有人烟。”78这种时空贯通书写均在刹那间予人一种跨越时空的久远寥阔感。其二,时空并提叠加综合麻痹化的艺术表达。《浮花浪蕊》就两度出现了这样的时间回旋叙事。第一处是“南中国海上的货轮……恍惚通过一个旅馆甬道,保养得很好的旧楼,地毯吃没了足音,静悄悄的密不通风——时间旅行的圆筒形隧道,脚下滑溜溜的不好走,走着有些脚软。罗湖的桥也有屋顶……她拎着两只笨重的核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乱中也像是踩着一软一软。桥身宽,屋顶又高,屋梁上隔老远才安着个小电灯,又没多少天光漏进来,暗昏昏的走着也没数……”79这里通过“时间旅行的圆筒形隧道”将时间空间化,突出空间的封闭性特质,与“静悄悄”“密不通风”“滑溜溜”“脚软”“一磕一碰”“一软一软”“暗昏昏”“心慌意乱”等听觉、触觉、视觉、心理麻痹等综合性麻痹形成合力,突出了“她”去异域求职,对未来清空不确定性的惶惑及孤独封闭的心理。而第二处时空并提是写“她”允许与同船一对夫妇亲密交往的缘由——“太珍视这一段真空管道,无牵无挂,舒服得飘飘然,就像一坐下来才觉得累得筋疲力尽。”80此处的“真空管道”与上文的“时间旅行的圆筒形隧道”是缺乏反对性的比喻,这一回旋出现的时空并提再度凹显了“她”厌恶清净、甚至享受孤独封闭的心理。总之,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文本内或跨文本的时间回旋叙事形态各异,功能不一,具有不容关心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回旋叙事形态及功能研究”(项目编号:22FZWB09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本文对“叙事”的界说参考了申丹《也谈“叙事”还是“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及祝克懿《“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复旦学报》,2007年第4期)二文观点。

2101319202122冯晞乾:《〈少帅〉考证与评析》,《〈少帅〉别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9、69、70—71、61、62、63、67页。

324张爱玲:《雷峰塔》,赵丕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40—142页。

41516262768697374张爱玲:《金锁记》,《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27、27、17、17、17—18、24、12、27页。

53132333436张爱玲:《茉莉香片》,《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86、91、93、95、95、89页。

6张爱玲:《小艾》,《怨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78914256670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81—282、130、70、148、239、252页。

11121856575877张爱玲:《少帅》,郑远涛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29、32、21—22、29、45、51、36页。

17张爱玲:《殷宝滟收花楼会》,《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23张爱玲:《五四遗事》,《怨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282930515253张爱玲:《倾城之恋》,《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1、51、52、46、83页。

35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37张爱玲:《六月新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82页。

383940414243444546张爱玲:《烬余录》,《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8—49、48—49、58、53、54、56、58、59、48页。

47484950张爱玲:《伊凡生命中的一天》,《一曲难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88、297、299、322页。

54557175张爱玲:《怨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163、110、237页。

5963张爱玲:《私语》,《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121、125页。

60张爱玲:《忘不了的画》,《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6162张爱玲:《对照记》,《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253页。

6476张爱玲:《中国的日夜》,《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页。

65张爱玲:《郁金香》,《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

67张爱玲:《异乡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72张爱玲:《易经》,赵丕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78张爱玲:《等》,《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

7980张爱玲:《浮花浪蕊》,《怨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313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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