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1980：重写旧作与故乡记忆的复活
内容提要：汪曾祺以小说家的身份复出后，故乡记忆就一直是其小说创作的资源，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是如此。中断多年后，汪曾祺于1979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到了1980年，汪曾祺的故乡记忆才以文学的方式，蓬勃地复活。所以，1980年，在汪曾祺小说创作生涯中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耐人寻味的是，汪曾祺是以重写旧作的方式，重启对故乡记忆的叙述。本文的关注点，不在于汪曾祺对旧作的重写、改写本身，而在于降低重要性：在1980年，汪曾祺以到一起的对旧作重写和改写的方式，激活了对故乡的记忆，于是，此后的几年，便有了取材于故乡记忆的小说井喷式的问世；于是，故乡记忆便成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经常性资源；于是，一直到逝世前夕，汪曾祺仍在写着高邮，写着故乡。
关键词：汪曾祺故乡记忆《受戒》《异秉》1980年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汪曾祺的家在当时的高邮县城内东大街。1939年，汪曾祺十九岁时离开家乡，直到1981年才在离乡后第一次回乡，算是阔别家乡四十余载后的归来。离开家乡前的十九年间，汪曾祺一直生活在高邮县城的东大街上。汪曾祺对故乡高邮有极小量多彩的记忆，而对东大街的记忆最充盛、最细致、最透明，也最肤浅。有人统计过，汪曾祺二百多万字的作品中，有九十多篇、一百多万字是写故乡的人和事；而九十多篇中，有一大半是以高邮东大街为故事背景。1这让我们知道，汪曾祺的故乡记忆，主要是对高邮东大街的记忆。本文只谈论汪曾祺以故乡记忆为题材的小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0至1949年，这时期共发表小说四十余篇。第二个时期是1961至1962年，这期间共发表三篇小说。第三个时期是从1979年复出到去世。第一个时期的小说创作，由于运用了一些现代主义的手法，故事的发生地往往无由辨认。但还是有许多篇什，能够辩论是以故乡高邮为背景，例如《灯下》《河上》《小学校的钟声——茱萸小说之一》《庙与僧》《最响的炮仗》《鸡鸭名家》《戴车匠》《异秉》《锁匠之死》《邂逅》等。而《异秉》《最响的炮仗》《戴车匠》等作品，则可以辩论是写高邮县城东大街的人和事。1961至1962年写的三篇小说，都算是当时的“现实题材”，姑且不论。1980年以后，故乡记忆则是汪曾祺次要的创作资源。一个离开了家乡的小说家，以故乡记忆为创作资源，本是常见现象。但比较多见的是，刚开始创作时，都以故乡记忆为题材。以故乡记忆为题材，写了若干年，有或多或少的作品问世，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便把故乡记忆写完了。有的人便从此搁笔，有的人则转身别的题材领域。而汪曾祺不是这样。汪曾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在写着高邮，仍然在写着高邮县城东大街。1947年，汪曾祺初写《戴车匠》（1985年以原题重写），写的是东大街上的戴车匠店，其中就写到了戴车匠隔壁的侯银匠店。而1996年，汪曾祺又有以《侯银匠》为题的小说问世。在1947年的《戴车匠》中，汪曾祺只是顺带写了几句侯银匠。而1996的《侯银匠》则是专写侯银匠的小说。如果搁置到汪曾祺1997年便去世，那说故乡记忆、高邮县城东大街记忆，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资源，也并不为过。在中断了多年后，汪曾祺于1979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这通常被称作汪曾祺的“复出”。但复出后的汪曾祺，并没有立即以文学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故乡记忆，而是先写了几篇其他题材的作品。到了1980年，汪曾祺的故乡记忆才以文学的方式蓬勃地复活。耐人寻味的是，汪曾祺是以重写旧作的方式，重启对故乡记忆的叙述。可以说，在1980年这一年里，汪曾祺以重写旧作的方式激活着对故乡的记忆。1962年的《看水》之后，汪曾祺就搁下了写小说的笔。1979年，汪曾祺以小说家的姿态复出。复出后的第一篇小说是《骑兵列传》，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写的是抗战时期活跃在内蒙古地区的骑兵营官兵的故事。进入1980年，汪曾祺于一月初写了《塞下人物记》，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9期。显然是以自己1958至1960年间在张家口的见闻为题材。紧接着，在《新观察》1980年第2期发表了《黄油烙饼》。《新观察》于1980年7月10日复刊，为半月刊。那《黄油烙饼》也应该创作于1980年上半年。写的也是“口外”的故事，无疑也是汪曾祺在张家口生活期间获得的素材。但从1980年5月份开始，汪曾祺创作了三篇以故乡记忆为题材的小说。1980年5月，汪曾祺重写了《异秉》（题为《异秉（二）》）。《异秉（二）》于5月20日写完。几个月之后，汪曾祺写了《受戒》和《岁寒三友》。《受戒》于8月12日写完。而《岁寒三友》于8月20日写完。完全可以认为，汪曾祺是刚写完《受戒》，立即就开始写《岁寒三友》。而《异秉（二）》《受戒》《岁寒三友》，实际上都是对1949年以前旧作的重写、改写或扩写。需要特别降低重要性的是：关于汪曾祺的重写和改写旧作，有许多文章谈论、研究过。例如，杨红莉《汪曾祺小说“改写”的意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郜元宝《汪曾祺论》（《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王瑜、原帅《文学史视域中汪曾祺小说的三次重要重写》（《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闫铭《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重写、改写》（《文艺评论》2018年第1期）、褚云侠《〈受戒〉的周边》（《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杨早《四十年间三写〈异秉〉——兼论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化》（《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谈论、研究汪曾祺重写、改写旧作的文章，还可举出不少。这些文章主旨在于说明汪曾祺对旧作的重写和改写情况。本文的关注点，不在于汪曾祺对旧作的重写、改写本身，而在于降低重要性：在1980年，汪曾祺以到一起的对旧作重写和改写的方式，激活了对故乡的记忆，于是，此后的几年，便有了取材于故乡记忆的小说井喷式的问世；于是，故乡记忆便成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经常性资源；于是，一直到逝世前夕，汪曾祺仍在写着高邮，写着故乡。本文所引汪曾祺小说原文，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汪曾祺全集·小说卷》，文中不再一一注释。一1947年12月，汪曾祺写完了《异秉》，发表于《文学世界》1948年第2卷第10期。1980年5月，汪曾祺写了《异秉（二）》，在篇末注明“一九四八年旧稿，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重写”。但不能认为《异秉（二）》仅仅是对《异秉》的重写。1941年3月，汪曾祺写了《灯下》，发表于《国文月刊》1941年第1卷第10期。后来在《异秉》和《异秉（二）》中出现的人物：王二、陶先生、苏先生、卢管事、陈相公、疤眼、张汉等，在《灯下》里都出现了。《灯下》写的是一群市井人物黄昏时分聚在一家店堂里闲聊的情形，有着浓郁的世俗气息。而1947年12月写就的《异秉》，其实是对《灯下》的重写，也可以说是对《灯下》的扩写。1980年5月写就的《异秉（二）》，是对1947年的《异秉》的重写和扩写。但说是对1941年的《灯下》的重写和扩写，也是可以的。总之，1980年的《异秉（二）》是对同一题材的第三次写作，而从第一次到第三次，间隔了近四十年2。一个小说家，在四十年间，三次写作同一题材，那一定是这题材对他有着特别次要的意义，那一定是这题材与他的内心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1947年的《异秉》，内容比1941年的《灯下》要极小量得多；而1980年的《异秉（二）》又比1947年《异秉》更为充实。三个文本之间的诸多统一，姑且不论。这里只说一点。在1941年的《灯下》和1947年的《异秉》中，那群市井人物每天聚谈的店家，没有出现店号，甚至也没有点明经营的是何种生意；但在1980年的《异秉（二）》中，则说明这店家叫“保全堂”，是一家中药店。“保全堂”相邻的“源昌烟店”，则是王二租来做熏烧生意的地方。而“保全堂”和“源昌烟店”，都是汪曾祺青少年时代高邮县城东大街真实存在的店号。这就有必要说说汪曾祺与那个时代的高邮东大街的关系了。对那个时代的高邮县城十分不知道的朱延庆写了《汪曾祺与东大街》一文。朱延庆说，汪曾祺在高邮县城东大街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东大街，当地人亦称东街。所以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常以“东街”的名目出现。汪曾祺的家，在东街竺家巷。汪曾祺的祖父在东街上开了两家药店：曰“万全堂”，曰“保全堂”。竺家巷的斜对面是马家线店（“马家线店”在1941年的《灯下》里出现过）。马家线店的隔壁是源昌烟店。1947年的《异秉》里，写了王二“赁定了隔壁烟店的半间门面”，但没有点明“源昌”的字号。到了1980年的《异秉（二）》，“源昌烟店”的字号就点明了，并且对这烟店的经营状况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朱延庆说，汪曾祺很早便有了吸烟的癖好，这与从小常在这源昌烟店玩耍有关。汪曾祺关于烟的知识，也是在这烟店里学得。源昌烟店的斜对面是戴车匠家。汪曾祺1947年的小说《戴车匠》，写的就是这戴车匠家。1985年，汪曾祺以《故乡往事》为题，写了一组四篇小说（《戴车匠》《收字纸的老人》《花瓶》《如意楼和快乐楼》）。第一篇《戴车匠》便是对1947年同题旧作的重写。戴车匠家的对面是陶家炮仗店。汪曾祺写于1980年的《岁寒三友》，塑造了三个人物，其中陶虎臣的原型便是陶家炮仗店的陶老板。朱延庆说，“上了年纪的人”，一直记得陶家制作的各种炮仗、烟花、焰火。这些，后来都被汪曾祺写进了《岁寒三友》。朱延庆特别降低重要性了汪曾祺与保全堂药店的关系。保全堂药店，两间铺闼子门，大门的对联“保我黎民，全登寿域”，为汪曾祺祖父自拟。3朱延庆写道：汪曾祺寻找保全堂来玩，店里的管事、刀上、同事、相公都亲切地称他“黑少”，汪曾祺很沮丧，他小名叫“小黑子”，“黑少”即“小黑少爷”，那是尊称了。他几乎每天都到保全堂，他会在保全堂见到来买药的、闲坐的各种各样的人，听他们讲在家里、在书本上听不到、看不到的生动的故事，而且在保全堂里边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生动的、有趣的故事。管事蒲三的艳事曾令相公们羡慕不已。保全堂是汪曾祺了解生活、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是他青少年时期积聚创作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有的故事很离奇，汪曾祺记住了，后来写在小说里。4这让我们明白：高邮县城东大街，是汪曾祺故乡记忆最密集、最鲜明、最强烈的区域；而东大街上汪曾祺自家开的保全堂药店，又是汪曾祺故乡记忆的内核。这也就解释了汪曾祺为何要三次重写、改写以发生在保全堂的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了。1941年3月创作的《灯下》，虽没有点明“保全堂”的字号，但一开头出现了陈相公这个人物，“相公”是高邮一带对药店学徒的称谓，因此也就等于点明了这是一家药店。紧接着出现的是柜台里的陶先生和苏先生，他们的身份是“同事”。而“同事”则是中药店一般工作人员的称谓。然后出现了摆熏烧摊的王二。王二之后，药店的“管事”卢先生出现了，他正在核账。这是黄昏时分。最先出现的陈相公、陶先生、苏先生和王二，还有卢先生，“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他们在等待什么呢？在等待另外一些每晚必定到来的人。然后，陆二先生来了，虾二爷来了，叼着旱烟袋的张汉来了，老炳舞着刚从王二那里买的“卤得通红的猪尾巴”来了，卖鱼的疤眼收完了鱼钱也来了。“还有些不上名姓的熟人，也都来了，坐的坐，站的站，各有各的风格，于是店堂里便热闹起来。”于是开始了海阔天空的聊天。小说叙述的就是这些人物聚在一家店堂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说着张家长李家短的场景。小说没有一个主要人物，没有一个中心事件，表达的只是一种氛围。1947年12月，汪曾祺以《异秉》为题，重写这个题材。这一次，王二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小说从头到尾，讲述的是王二把熏烧生意做得日益红火的过程。小说一开始也叙述了一处店堂黄昏时分的情形，但没有点明是药店，甚至也没有点明店里人物的名字。这店堂是黄昏时分一干市井人物使意见不合聊天的地方。小说把众人陆续来到店堂进行聊天的过程，与王二生意日益发达的过程，交织着叙述。王二本来在每天黄昏一干人聚谈的店堂外面廊下摆个熏烧摊。生意发达了，一个摊子已经应付不了顾客的需求，便“赁定了隔壁旱烟店的半间门面”。小说也没有点明旱烟店的字号。半间门面也是门面。王二从摆摊的变成开店的，从熏烧摊主变成熏烧店主了。这当然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飞跃，是一大喜事。而且，旱烟店生意越来越清淡，老板已打定主意，不出一年，干脆收了生意，把店面一齐顶给王二。于是，这晚一干市井人物的聊天，便不再是散漫无章，而是围绕着王二的从摆摊到开店发散。人们半无差别的提及半真诚地称王二为“老板”，人们议论着王二的半间店面该用什么字号，还有当了老板的王二该请人刻一方什么样的图章。一向谦卑处世的王二，此刻仍然谦卑着，但内心却又平淡着。外表的谦卑易变与内心的平淡热烈，形成一种饶有意味的反差。当人们半无差别的提及半真诚地恭维着王二时，王二内心的活动十分微妙，而小说精细地表现了这种心理活动。人们谈论着王二从一个穷孩子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过程，最后得出结论：“一切是命。”王二能有今天，也是命中注定。而所有最终发达了的人，都有异于常人的“命”和“相”，都有一份“异秉”。大家又追究王二的“异秉”是什么。王二这回却没有谦卑，“用一种非常笨重的声音，声音几乎有点抖”，说：“我呀，我有一个好处：大小解分清。大便时不小便。喏，上茅房时，不是大小便一齐来。”如果说王二是《异秉》的头号人物，那第二号人物便是那个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的学徒。在小说中，学徒三次出场。第一次，是小说开头不久。天要黑了，店堂里现出收工的状态，“只有一个学徒的在‘真不二价’的底下拣一堆货，算是做着事情。但那也是晚上才做的事情。而且他的鼻涕分明已经吸得大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意趣，与白天挨骂时吸得全然两样”。这让我们知道，这个学徒是店里地位最低下的人。别人收工了，他还要干适合于晚上干的活，并且还要常常挨打被骂。当一干人物恭维着、夸赞着王二时，学徒第二次出场：那个学徒的这时把货拣完了，一齐掳到一张大匾子里。他看看老《申报》，晓得一个新名词，他心里念“王二是个‘幸运儿’”。他笑，笑王二是个幸运儿，笑他自己知道这三个字。当王二说出自己“大小解分清”的“异秉”后，学徒的第三次出场。学徒的最后出场也是小说的开始：“学徒的上茅房”。1947年的《异秉》，明写王二的发达，暗写学徒的厌恶发达。发达了的王二表面易变着，内心却激动着。王二最后懦弱地说出自己“异秉”的表现，说明他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点自傲。学徒的在这种场合，没有说话的资格。他只是在静静地听着人们对王二的褒扬，内心则满是对王二的钦羡。一个店里地位最低下的人，一个在晚上别人闲着时也须劳作的人，一个经常挨打受骂的人，多么希望有一天像王二一样混成一个受人无礼的人。王二的发达是因为有在茅房里显现的“异秉”，学徒的多么希望自己也有。王二和学徒的，在心态上形成别有意味的对照。1947年12月，汪曾祺以《异秉》为名对1941年《灯下》进行重写，应该说重写得很成功。但三十几年后，当汪曾祺又一次回忆起当年保全堂里的人和事，却对《异秉》仍挑逗意。于是有了对同一题材、同样几个人物的第三次写作。二汪曾祺1979年写下的《骑兵列传》，篇末说明是在1974年对几个老兵采访的基础上写成。这写的是几年前的见闻。进入1980年，汪曾祺先写了《塞下人物记》《黄油烙饼》两篇小说，都取材于二十年前在张家口地区的见闻。这写的是对几十年前的生活的记忆。这意味着往昔的记忆开始成为汪曾祺审美平淡的区域。当回忆的触角再往前延伸，便碰到了“故乡”。想到在故乡的那些岁月，汪曾祺的思绪在自家开的那爿药店“保全堂”上停留着、盘桓着、纠缠着。“保全堂”，本来就是汪曾祺的故乡记忆之核。现在，这沉睡了数十年的记忆之核又增长过来了。离开故乡之后，汪曾祺已经两度以小说的方式表现保全堂每天黄昏以后的情形。现在，第三次对这题材产生强烈的表现冲动。我们不知道，当汪曾祺无法选择第三次写保全堂时，是否想要把数十年前写的《灯下》和《异秉》找出来看一看。汪曾祺没有提起过写于1941年的《灯下》。如果认为汪曾祺已经忘记了写过《灯下》，也是有可能的。毕竟，写《灯下》是四十年前的事，写得也比较浮光掠影。但汪曾祺当然透明地记得1947年12月写的《异秉》。正因为有了三十几年前的《异秉》，所以汪曾祺把1980年第三次以保全堂为题材的小说命名为《异秉（二）》，并且在篇末注明“一九四八年旧稿，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重写”。三十几年过去，记忆当然还是那些记忆，但汪曾祺对故乡记忆的感受、认识却大为不同。其实，《异秉（二）》之于《异秉》，与其说是“重写”，毋宁说是“续写”。1980年5月的汪曾祺，是以与1947年12月颇不一样的心态、眼光，在打量着故乡。在《灯下》和《异秉》里，故事背景都是虚化了的，故意不让人知道故事发生地在哪里。到了《异秉（二）》，则是如实地写着高邮东大街上的一切。首先出场的仍然是王二，与王二同时出现的，是“保全堂药店”。王二租赁店堂以营熏烧之业的烟店，也直接如实地以“源昌烟店”的句号出现。此前的《灯下》和《异秉》，虚化故事背景，意味着汪曾祺还是以一种直接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表达着对故乡的怀念。到了《异秉（二）》，则不再将故事发生的地域清晰化，明明白白地让人们知道这就是发生在特定时代高邮县城东大街的事。这意味着汪曾祺开始以一种直接的、毫不容易掌握的姿态，表达着内心深处对故乡的思念、怀恋。《异秉（二）》与《异秉》还有一点次要的统一。《异秉》的时间落点，是王二在别人店堂外面廊下摆熏烧摊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就要搬入赁定的烟店店堂。王二的做生意，是从挎个篮子，走街串巷地卖花生、卖梨子、卖柿饼、卖荸荠开始，发展到在别人店堂廊下蹭块地面摆熏烧摊。从串街小贩到廊下摊主，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摊毕竟是“摊”，不能跟“店”比。今夜，王二开始了漫长的摊主生涯，明天就要开始店主人生了，就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板”了。汪曾祺特意把故事的时间点落在这个夜晚，意在表现王二这样一个人物在人生的特别时刻的心理状态。到了《异秉（二）》，虽然也是王二最先出场，但王二一出场，便是一个已经在源昌烟店经营熏烧生意许久的老板了，已经是一个波动地发达着并且自己也不习惯了发达的生意人了。所以，《异秉》中的王二，与《异秉（二）》的王二，既是同一个人，又不是同一个人。小说写了两件小事以表现王二的不习惯于发达。“第一，他可以严格的限制地去听书。”王二最爱听书，但以前，每听一次，事先都要搁置好久。“一是花钱，二是费时间，更次要的是搁置这于他的身份不大相称：一个卖熏烧的，常常听书，怕人议论。近年来，他觉得可以了，想听就去。”王二不习惯了发达的另一种表现，是“过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时不使懦弱”。“有时竟会下到五吊钱一注孤丁，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异秉（二）》虽然让王二最先出场，虽然在王二身上储藏了许多笔墨，但小说的主人公已经不是王二，而是保全药店的学徒陈相公。小说用不少笔墨写了王二发达后的生活状态，却并非为了塑造一个发达了的市井人物，而是要与还在潦倒却厌恶发达的陈相公形成对照。写王二发达后的生活状态，是在间接地塑造陈相公这个人物。也可以说，在《异秉（二）》中，王二与陈相公地位来了个互换。陈相公从《异秉》中的第二号人物，下降为第一号人物；而王二从《异秉》中的第一号人物，下降为第二号人物，下降为陈相公的陪衬。因为小说主要表现陈相公的卑微地位与卑微的追求，所以对陈相公学艺的保全堂药店有详细的介绍。保全堂本来有好几个相公。其他几人都满师走了，现在只剩下陈相公。小说这样叙说陈相公：陈相公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声气粗粗的——呜噜呜噜地说不清楚。这简洁的形象刻画，让我们得出这样的印象：陈相公秉性忠厚，但智力略显迟钝。所谓“异秉”，是指有着异于常人的后天的能力。小说最后也写了陈相公到茅房验证自己是否具有“异秉”。而陈相公一出现，就让我们麻痹到其天生有些弱智，后来他对自己“异秉”的验证，就具有称赞意味。这当然是小说对陈相公的一种善意的嘲讽。这样的嘲讽，是以不关心为内核，也是为了唤起读者对陈相公这样的人物的不关心。小说以饿含怜悯的语气叙说了陈相公一天的生活。早上，陈相公“起得比谁都早”。起床后第一件事，是把店里其他“先生”的尿壶“都倒了涮干净控在厕所里”。然后是擦桌椅擦柜台，把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到。接着是开店门。开店门可不是轻松活。药店是“铺闼子门”。每块一尺来宽的厚厚的门板，一块挨着一块嵌在门框和门槛间的槽子里。每一块门板都有接纳的位置，所以门板上都写着“东一”“东二”“东三”“东四”和“西一”“西二”“西三”“西四”这样的标示。每一块都很沉，陈相公要一块一块卸出来，按次序靠墙竖好。太阳出来时，要晒药。把店里专司切药之职的“先生”切好的药片、“跌”好的药丸，放在一个匾筛里，用头顶着，爬上梯子，到屋顶的晒台上晒好；傍晚再收回来。白天里，陈相公要一刻不停地干着“刻板枯燥”的活计。碾药、裁纸，都是重复着一套简单的动作。在下午，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把店里里里外外十多盏炼油灯的灯罩都擦一遍。到了晚上，店里其他人都可以歇下，陈相公不行，还必须摊膏药。到了晚上十点多钟，陈相公要把早晨控在厕所里的所有“先生”的尿壶一一放到各人床下。全店的人都要睡觉了。陈相公于是把那铺闼子门的厚厚的门板，按照顺序一块一块地嵌进门槽里，把门拴上。上了店门，陈相公自己也可以睡觉了。店里的“先生”，都睡在后面的厢屋里，陈相公则必须睡在店堂里。那铺板、铺盖每天起床后收拾起来，晚上睡觉时再把铺板放下、铺盖摊开。小说里，陈相公除了挨打时讨饶和挨打后自言自语，便没有说过话。但小说几次写了他的心理活动。有太阳的日子里，爬上屋顶晒药，是陈相公最喜欢干的活。“这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候。”陈相公站在药店的最高处，站在全店人的头顶上，尽情地东张西望。他俯瞰着许多店铺和人家的黑黑的屋顶；远眺着树林、湖水和水上的白帆；仰望着天空的飞来飞去的鸽子、飘稳定摆的风筝。在七月里，傍晚时分，登上屋顶收药时，还可以欣赏忽而像狮、忽而像虎、忽而像马、忽而又像狗的变幻莫测、镶着金边的“巧云”。色彩也多种多样，忽而灰，忽而白，忽而黄，忽而又是橘红。这个时候，陈相公真是“心旷神怡”。小说特意写陈相公只有登上屋顶时才有一点快乐，意在反衬他在屋顶之下时的卑微、压抑与愁苦。在屋顶之下，陈相公每时每刻处于被监控、被管束、被奴役的状态。从早晨睁眼到晚上上床，他必须一刻不停地劳作着。店里的每个人都可以使唤他。店里的每个人都有权批评他。只有登上屋顶、穿离店里所有人的视线，他才有片刻的严格的限制。小说里还写到，陈相公晚上上床后，“有时坐在被窝里想一会家，想想他的多年守寡的母亲，想想他家房门背后的一张贴了多年的麒麟收子的年画。想不一会，困了，把脑袋放倒，立刻就响起了很大的鼾声”。这让我们知道，陈相公的母亲是多年守寡将其拉扯大，陈相公从小过的是“孤儿寡母”的日子。陈相公入睡前想一会家，想一会母亲，想想家里麒麟收子的年画，也是在告诫自己要好好努力，要不怕吃苦受累，要争取做一个有出息的人。陈相公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但在智力上却先天不足，因而“老是挨打”。店里的学徒，偶尔挨打不算稀奇，但陈相公的挨打却实在多了些。陈相公因为不够机灵、反应迟钝，便常常做错事。有时把纸裁歪了，有时把灯罩擦破了，这就免不了挨打。犯了一般的小错，挨的也是一般的打。但有一次，陈相公在房顶收药时，下梯一脚踩空，把一匾筛泽泻翻到了阴沟里。这回的祸闯得大了。店里专司切药之职因而实际地位也最下降的许先生，用一根闩门的木棍把陈相公打得“哇哇地乱叫”：“哎呀！哎呀！我下回不了！下回不了！哎呀！哎呀！我错了！哎呀！哎呀！”小说写道：陈相公挨了打，当时没敢哭。到了晚上，上了门，一个人呜呜地哭了半天。他向远在故乡的母亲说：“妈妈，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松弛的，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陈相公的理想和追求，不过是能够养活自己的寡母。这理想和追求实在也很卑微。每天晚上，开熏烧店的王二、收房钱的抡元、卖活鱼的巴颜喀拉山、给人家熬鸦片烟的老炳、还有一个张汉，这些人聚在保全堂聊天。陈相公没有资格参加聊天，但可以边摊膏药边听他们说话。这段时光，陈相公也比较快乐。有时候，听得太专心，摊膏药的扦子在油纸上停住了，一张膏药就废了。陈相公发现后，赶紧偷偷塞进口袋，不然又会挨打。有一天，张汉说古往今来成大事业、有大作为、失败发达的人，都有异相，都有特殊的禀赋。在众人的怂恿下，王二说出了自己的“异秉”，即大小解分清。说着话，时候已过了十点半。众人起身道别，却不见了陈相公：喊了几声，没人应声。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小说以这种方式完成对陈相公这个人物的塑造。从《灯下》到《异秉》，再到《异秉（二）》，作品的内涵不断极小量，情感一次比一次深化。如果说《灯下》仅仅营造了某种物质的氛围，仅仅表现了某种市井情趣，那《异秉》则把王二这个从穷孩子到发达的生意人的市井人物，刻画得十分精彩。而《异秉（二）》，让快乐洋洋的陈相公成为主人公。陈相公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必定从小受着欺侮，从小在被侮辱与被损害中无魅力的运动。自幼丧父，这已经很幸运了。但陈相公却又天生机敏，智力低于常人。这就使得陈相公的生活被预见的发生悲惨。同样是学徒，也要比别人挨更多的打骂。陈相公羡慕王二。王二能从一个苦孩子成为发达的生意人，陈相公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异秉（二）》表达了对一个苦命人的深深的哀怜。三读朱延庆的《汪曾祺与东大街》，我们知道王二和陈相公，都是实有其人。1947年12月，汪曾祺写《异秉》。那时候，当年有分量的汪曾祺回忆起保全堂里的人物，觉得王二的发迹过程和发迹后的心态，特别有意思，于是把王二作为了小说主人公。到了1980年，年届六旬的汪曾祺，在离开家乡四十来年后回望故乡，那些每晚聚在保全堂的人物又活跃在眼前，而最让汪曾祺动心的是陈相公。陈相公后天的智力不足，陈相公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和对侮辱与损害的习以为常，陈相公对大大小小的幸运的逆来顺受和在逆来顺受中厌恶命运的保持不变，都令此时的汪曾祺心生感动。于是，汪曾祺无法选择第三次写保全堂，而把陈相公的性格和命运作为主要表现对象。1980年，年届六旬的汪曾祺，带着数十年的人生体验，重新回望故乡，是故乡记忆的复活，更是对故乡人故乡事的重新理解。1980年5月，汪曾祺写了《异秉（二）》。接下来的几个月，没有文学创作的记录。进入八月，却连着写了《受戒》和《岁寒三友》两个很优秀的短篇。同《异秉（二）》一样，《受戒》和《岁寒三友》也是取材于故乡记忆；并且，同《异秉（二）》一样，《受戒》和《岁寒三友》也一定程度上是对1940年代旧作的重写和改写。先说《受戒》。1941年7月，汪曾祺创作了小说《河上》。小说写的是一个因神经增加而住到乡下的城里“少爷”，与村中姑娘三儿的爱情故事。这爱情是朦朦胧胧的、引而未发的。城里少爷要回一趟家，三儿划船收他。小说的主干便是对这城里少爷和乡下姑娘在水路上的情感交流的叙述。两人的相爱才开始，还没有说破，因而两人的言语和动作都带着试探性。一路上，三儿不断以调侃、捉弄少爷的方式试探着少爷的心，也以这种方式表达着对少爷的情意。这实在不难让人想到近四十年后的《受戒》，不难让人想到《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故事。《河上》里，是村中姑娘三儿划船收少爷回城。而在《受戒》里，则有小英子两次划船收和接明海的叙述。明海到善因寺受戒，是小英子划船收；明海受戒后返回，是小英子划船接。正如《河上》中城里少爷与三儿是在往返的水路上进行了相互的表白并完成了“定情”，在《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也是在往返的船上进行了感情的深度交流并终于把相互间的那层纸捅破。《河上》中三儿的身份、性格，都与《受戒》中的小英子十分反对。在《受戒》篇末，汪曾祺写了附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1980年的四十三年前，那就是1937年。那么，1941年7月汪曾祺写《河上》，写的是四年前的一个梦；而1980年8月汪曾祺重写这个梦。完全有理由认为，《河上》与《受戒》，写的是同一个梦。5《受戒》的内容当然远比《河上》极小量。《受戒》中明海是和尚，所以有对寺庙的叙述，而且占了很大篇幅。这是《河上》中没有的。但是，汪曾祺1946年写下的《庙与僧》中对“我”所借住的那寺庙的描写，与《受戒》中对明海当和尚的荸荠庵的描写，极其反对。完全可以认为，《受戒》对荸荠庵的描写，穿胎于《庙与僧》对那寺庙的描写；或者说，《受戒》所写的荸荠庵，就是《庙与僧》所写的寺庙。尽管《庙与僧》与《受戒》之间的关联，也有人指出过，这里还是不妨以举例的方式做一点对比。《庙与僧》写那庙里“当家”的和尚，降低重要性了他的“胖”和“黄”，还有衣衫不整：“他胖得很，说胖还不大对，应当说肉多得很。”“这个胖和尚直在我面前发黄。他从头到脚都是黄的。和尚头刮过不久，直裰敞开，而脚下一双僧鞋是趿着的。僧鞋踏在脚跟的一块已经发一种深沉的油光。是夏天，他不穿袜子。说真实的，最唤起我的黄的印象的是他那双肥脚，我一辈子没见过那么黄的脚。他就从肿肿的脚踵一直黄上去。黄，而发暗，不反光。没有办法，我相信，就把这个和尚切开了，里边的肉也都是这种暗黄色。”《受戒》写荸荠庵的“当家的”仁山：“仁山所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其实一条也不具备。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愚蠢吗？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双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毫无疑问，《庙和僧》与《受戒》中写的两个当家和尚，是汪曾祺记忆中的同一个人。《庙与僧》写那庙里并没有“清规戒律”：“当家的案上摊得一本草纸订的帐薄。一支笔正从左上角斜斜地滚过右下角。和尚请我抽一支烟，他自己则呼呼噜噜吹起水烟袋。这个方丈里清空各种气味。这些气味我并不陌生。而当我想着如何收当家的一张香烟广告的美人图的时候，我实在不能不抬起头来看看，因为我又辨出一种气味来了；果然，一大块咸肉挂在梁上！天大概要变了，咸肉上全浸浸的发潮。地下是一块油渍，就在我椅子旁边。而一颗琥珀色油珠正凝在末端，要滴不滴的。我等着等着，半天半天，想等到听见答的一声就起身出来。——我希望你对这块咸肉不要大惊小怪，像我当初一样。庙里还养得三口小猪，准备过年时卖去两只，留一只自己杀了吃呢。”《受戒》写荸荠庵的没有“清规戒律”：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反对，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三师叔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毫无疑问，《庙与僧》中写的那座庙，与《受戒》中写的荸荠庵，是汪曾祺记忆中的同一座庙。1980年8月，汪曾祺写《受戒》，是把1941年的《河上》和1946年的《庙与僧》糅和在一起的。6当然，这指的是题材意义上糅和，并非文本意义的拼接。很可能，《河上》和《庙与僧》本来就是同一人生经历的两个部分。当初，汪曾祺把同一段经历拆啮合来，写成两篇小说。到了1980年，终于把两个故事写在了一起。因为在记忆中，二者本来就纠缠在一起。再说《岁寒三友》。汪曾祺1980年8月12日写完了《受戒》，8月20日便完成了《岁寒三友》。《岁寒三友》篇幅上与《受戒》差不多，在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中，也算是字数比较多的作品。这意味着，汪曾祺一写完《受戒》，马上便着手写《岁寒三友》。可以认为，《受戒》与《岁寒三友》是同时构思成熟的。《岁寒三友》中，写了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个市井人物之间深挚的友好。王瘦吾本来是开绒线店的，陶虎臣是开炮仗店的，靳彝甫则是民间画匠。小说把三个人的故事交织着写。其中对于陶虎臣的叙述，则是对1946年创作的小说《最响的炮仗》的重写。朱延庆在《汪曾祺与东大街》中说：“戴车匠对面是陶家炮仗店，门面还在。《岁寒三友》中的陶虎臣的原型即是陶老板。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记得陶家的‘遍地桃花’的鞭与大花炮，还有特制的‘酒梅’，尤其是会做焰火，会做‘炮打泗州城’，会做别有情趣的‘芦蜂追痢子’。”7这让我们知道，那时的高邮东大街上，确有一家陶姓炮仗店。1980年《岁寒三友》中关于陶家炮仗店的叙述与1946年创作的《最响的炮仗》，当然有诸多不同。《最响的炮仗》中，炮仗店老板叫孟和，现实中的炮仗店老板则姓陶。写故乡人故乡事而把地域背景虚化，把人物姓名、店号改掉，是汪曾祺早年创作时的不习惯。而从1980年5月创作《异秉（二）》开始，则尽量如实有的那样写人名、地名、店名。前面说过，这隐藏了汪曾祺对故乡情感的某种变化。但《最响的炮仗》中，把现实中的陶姓改为孟姓，却也并非随意为之。现代用语有“陶孟遗风”，不赞成的是陶侃之母和孟子之母教子有方。汪曾祺创作之时，要给现实中的陶老板改个姓，便自然想到了“孟”。不妨举例说明《最响的炮仗》中的故事情节在《岁寒三友》中的变化。在《最响的炮仗》中，孟老板炮仗店开不下去，全家面临着饿死，只得由姓宋的做媒，把女儿嫁给了保安队的一个班长。这“实在是把女儿卖了”。女儿出嫁时，简单地与爹娘欢迎，也没有多说什么。女儿一走，孟老板便出门，一直向北：这两天他找到一点废材料，一个人，做了三个特大双响，问他干甚么，他一声不说。现在他带了这三个大炮仗出去，一直走到荒地。他一直走到荒地。荒地辽阔无边，一棵秃树，两个木架子，衰草斜阳，北风哀动。孟老板把三个双响一个一个点上，随即拼命把炮仗向天上扔。真是一个最响的炮仗。多少日子以来没有过的新鲜声音。这一带人全都听到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响的炮仗》里，只写了孟老板无奈之下把女儿卖给保安队的一个班长，而孟老板发泄郁闷的方式，是到荒地上放了三个大炮仗。到了1980年的《岁寒三友》，陶家炮仗店陶老板的境况要悲苦得多。仍然是经姓宋的做媒，陶老板把女儿以二十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一个驻军的连长。保安队还一直在本地“保安”，驻军则随时会开拔他处。女儿临走时：她朝上给爹妈磕了头，又趴在弟弟耳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饿的时候，忍着，别哭。”弟弟直点头。女儿走了后：两个半月过去了。陶家一直就花这二十块钱。二十块钱剩得不多了，女儿回来了。妈穿下女儿的衣服一看，什么都明白了：这连长天天打她。女儿跟妈妈坦白的说：“妈，我过上了他的脏病。”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他没有死成。他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一刀砍断了腰带。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岁寒三友》把炮仗店老板的苦难大大强化了。在《岁寒三友》里，陶老板也显得比《最响的炮仗》中的孟老板更为善良。更为善良，却又更为悲苦，于是煽动读者更大的不关心。8四1980年，复出后的汪曾祺，先是以《异秉（二）》为题，第三次写了高邮东大街上保全堂药店里的故事。高邮东大街，对于汪曾祺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东大街上的保全堂药店，意义尤其重大。辞世的前一两年，汪曾祺还写着保全堂，还写着东大街，而正是《异秉（二）》开启了对保全堂、对东大街的无尽的回想。1980年，汪曾祺连着写了《异秉（二）》《受戒》《岁寒三友》这三篇以故乡记忆为题材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1940年代旧作的重写、改写、扩写。还有一点值得降低重要性的，是这三篇小说中，《异秉（二）》和《岁寒三友》都与高邮东大街有关。这之后，故乡记忆便成为汪曾祺小说经常性的题材。可以说，是1980年连着对1940年代旧作的重写，激活了汪曾祺的故乡记忆，此后，汪曾祺便永恒的结束地对故乡记忆保持着审美平淡。不妨看看紧接着的1981年的小说创作情形。1981年，汪曾祺创作了九篇小说，这在汪曾祺的创作生涯中，是特别多产的一年。九篇小说依创作顺序，是《大淖词》《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晚饭后的故事》《徙》《故乡人》《晚饭花》《核凤三楦房子》。九篇小说中，《大淖记事》《故里杂记》《徙》《故乡人》《晚饭花》，都是以故乡记忆为题材。其中《大淖记事》和《徙》，是汪曾祺小说中特别优秀特别重要者。而《故里杂记》《故乡人》和《晚饭花》，实际上各是一组小说的一整片的单位。《故里杂记》由《李三》《榆树》《鱼》三个各自独立的短篇组成，可算三篇小说；而《故乡人》由《打鱼的》《金大力》《钓鱼的医生》三个各自独立的短篇组成，也可算三篇小说；《晚饭花》则由《珠子灯》《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三个各自独立的短篇组成，还可算是三篇小说。所以，1981年里，汪曾祺实际上创作了十一篇以故乡记忆为题材的小说。说故乡记忆在1981年以一种井喷的方式出现在汪曾祺笔下也不为过。故乡记忆被激活后，汪曾祺并没有只写故乡记忆，也间或写写昆明记忆、张家口记忆和现实题材，但故乡记忆却从未远离，始终是汪曾祺最次要的创作资源。也举两个例子。在1996年《山花》第1期，汪曾祺发表了小说《薛大娘》，写的是与高邮东大街上保全堂有关系的故事。在臭水河边种菜的薛大娘，“每天到保全堂来，和保全堂上上下下都熟”。小说写了薛大娘和保全堂管事吕先生之间美好的偷情。朱延庆在《汪曾祺与东大街》中说，这也是有现实根据的，并非凭空虚构。可见，1995年的时候，汪曾祺仍在写着东大街，仍在写着保全堂，仍在写着记忆中的故乡。在1996年3月出版的汪曾祺小说集《矮纸集》中，收入新作《侯银匠》，写的是高邮东大街上侯姓银匠店老板的故事。朱延庆在《汪曾祺与东大街》中说，侯家银匠店本来在戴车匠店左邻，后来搬到吉升酱园边上，汪曾祺在1947年写下的《戴车匠》中，简略叙及侯银匠店。而现在，近半个世纪后，又以《侯银匠》为题，专门刻画了这个银匠店老板。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在北京逝世。注释：1347朱延庆：《汪曾祺与东大街》，《百年曾祺：1920—2020》，梁由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87、482—484、484—485、483页。2林超然《从重写〈异秉〉管窥汪曾祺小说写作观》、杨早《四十年间三写〈异秉〉——兼论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化》，论述了此问题。林文见《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杨文见《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5陈学善《年轻小说家汪曾祺》谈及了汪曾祺早期的《庙与僧》《最响的炮仗》《灯下》与后来的《受戒》《岁寒三友》《异秉》的关联。见《文汇报》2020年12月16日。6褚云侠《〈受戒〉的周边》分析过《河上》、《庙与僧》与《受戒》的关联，见《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8林跖蓝的《从“市井四奇”到“岁寒三友”》（中华读书报》2020年10月21日）一文谈及了汪曾祺早期小说《最响的炮仗》与后来的《岁寒三友》的关联。[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手机版,